1966年，北京饭店八楼的一间套房里，27岁的胡友松坐在梳妆镜前发呆，指尖轻轻点着日历。

她突然站起身，走进房间，小声对正在看报纸的李宗仁说：“我这个月还没来。”

听见这话的李宗仁竟放下老花镜，一把抱住她：“难不成是怀孕了？”胡友松愣住几秒，竟一声没吭地哭了。

他们回国快一年了，那年7月，李宗仁带着胡友松从香港进广州，正式归来。

李宗仁名义上是回来看看的，实际上早已表明决心“落叶归根”。

胡友松陪着他，从台北一路坐船、换车，经历多次海关检查。

她话不多，总是低着头，穿件蓝色开襟上衣，脸色发白。

到北京后安排住在北京饭店，隔几天就有官员来看望，也有人送来药材和鸡蛋，李宗仁脸上笑着，心里其实明白，日子没他想的轻松。

很多人不理解胡友松的身份。公开说是“夫人”，但她没有名分，也不曾在台湾登记过结婚。

其实她原是李宗仁在台北府上的仆人，那时刚20出头，长得细皮嫩肉，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李宗仁老来寂寞，把她收为小妾。

两人之间有没有感情？没人说得清，但胡友松回忆过一句：“我跟他，没什么轰轰烈烈，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过。”

到北京后，生活平稳了一段时间，两人住在饭店套间，胡友松每日给他烧饭、量血糖、倒洗脚水。

虽然和李宗仁年龄差得远，但他们之间的生活配合得还算默契。

李宗仁常感慨：“这小丫头，比我见过的大人物还贴心。”每次朋友来访，李宗仁都介绍她：“这是胡，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但到了1966年，风向开始变。

那段日子里，李宗仁晚上常常失眠，躺着看窗外的灯。

胡友松说：“我想吃点酸的。”他说：“是不是有了？”她不敢点头，只是低头抠着指甲。

李宗仁却笑得像个孩子，居然说：“我七十多还能有孩子，那可是老天赏饭。”

他越高兴，胡友松越不安。

她轻声问：“咱们现在的身份，要是真有了，算什么名分？”李宗仁怔了一下，半天没回话。

这个问题，他不能回答。

两人没有户口登记，她又不是正式妻子，真怀孕了，事情就复杂了。

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在医院躺着，被医生围着。

醒来后手心全是汗，李宗仁靠在床头，问她是不是做噩梦了，她摇头，说：“我害怕。”

那天，她真的哭了，不是因为怕孩子，是怕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李宗仁带她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医生说是“内分泌紊乱”，没有怀孕，她听完，心里说不出是轻松还是失落。

回家的路上，她低头不说话，李宗仁拍拍她手背，说：“我们两个能活着回来，已经是奇迹了。”

之后的日子，胡友松的状态有些低落。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朗，也不太爱吃饭，李宗仁早上还硬撑着下楼活动，下午就得靠在藤椅上打盹。

胡友松一个人坐在床边绣十字绣，一针一线地缝，什么都不说。

有次李宗仁看着她发呆，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事，就是没个孩子。”她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眼圈却红了。

到了1967年，李宗仁身体开始明显不好，整日咳嗽、气短，医生说是糖尿病恶化。

那阵子胡友松白天伺候他吃药，晚上给他擦身、剪指甲。

她背不动他，就用毛巾拴着胳膊一点点往床上拖。

每次做完这些活儿，她就坐在床边发呆，看着对面墙上的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走。

那年五月，李宗仁离世，官方发布讣告时，用的是“李宗仁先生在京病逝”。

胡友松没有哭出声，只是坐在床边，把李宗仁留下的小木梳拿在手里，一遍遍地抚摸。

她穿着黑色绸衣，站在八宝山送别的人群中，没有人认识她。

她也没说一句话，她的身份，在那一天，也像风吹过的灰一样，消失了。

过了很多年，她对采访者说：“那时候我是真的想过，如果有个孩子，就能替他留下点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角有皱纹了，声音也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人再问她那一年的事，因为也没人知道，她那一滴眼泪，到底是为怀孕，还是为无望的归宿。

参考资料：
《李宗仁回忆录》[M]，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整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口述历史：胡友松谈李宗仁归国前后》[J]，《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4期。
《炎黄春秋》编辑部编：《共和国元老回忆录》[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