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博导引热议：破除论资排辈，还是操之过急？ 闵超的任命触动了人们对学术圈年龄与资历的那根敏感神经。当青春遇上博导，是破格重用还是拔苗助长？ 一位26岁的年轻人，刚刚博士毕业，就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这则消息最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出生于1999年的闵超，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聘为“新百人计划”研究员，并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不少网友直言：“26岁还是个娃娃！”尤其是在文科领域，许多人认为只有经过岁月历练、社会打磨，才能有足够的积淀指导博士生。 年轻博导的成长路径 闵超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均在家务农。他的学术之路却并不普通：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2020年以综合专业第一的成绩推免至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2023年转为法学博士研究生，并申请提前一年毕业。 他的博士论文外审获得五个全优评价。在读期间，他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身份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江苏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浙大一位工作人员评价：“闵超在学术上能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做学问且为人低调。” 一位老师更在朋友圈称赞他是“一个在学术道路上虔诚地甘坐冷板凳、当苦行僧的学者”。 博导是岗位，不是头衔 针对网友的质疑，浙江大学工作人员解释说，闵超具有的是博士生招生资格，不代表他可以立刻指导博士生。“博导”是博士研究生指导资格，不是技术职称，需要按一定程序独立或团队招收博士研究生。 事实上，教育部早在1995年就明确指出“博士生指导教师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而不是教授中的一个固定层次和荣誉称号”。2020年，教育部再次重申这一观点。但从现实来看，许多人仍把博导视为比教授更高的职称和头衔。 这种观念与国际惯例形成鲜明对比。在欧美大学中，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当博导是常态。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2004年就曾批评中国的博导制度：“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这样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 文科博导是否需要岁月沉淀？ 反对年轻博导的观点认为，人文社科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需要更多的生活积淀和人生阅历。一位26岁的青年教师，尚未经历结婚、生子等人生重要阶段，如何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本质？ 支持者则主张，学术评价应打破“唯资历”倾向，转向“唯能力”的标准。浙江大学实施的“新百人计划”，正是以学术成果为核心标准，为有能力的青年学者开辟发展“快车道”。 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是否需要比理工科研究者更长的“成熟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青年博导需要配套支持系统 无论如何，对闵超这样的青年博导，不能“一聘了之”，而应构建坚实的“护航”体系。制度护航是基础——高校应在科研启动、团队搭建等方面提供稳定保障，同时设置科学的考核节点，既给予探索空间，也实施质量督导。 学术共同体护航也至关重要。应发挥资深学者的“传帮带”作用，在学术规范、科研布局上给予指导，帮助青年导师融入学术网络。 此外，还需加强教学能力培训，帮助青年博导完成从优秀研究者到合格育人者的角色转变。毕竟，指导博士生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教育智慧和人格魅力。 打破论资排辈，回归学术本质 从“90后”教授到“95后”博导，我国高校不断涌现的青年拔尖人才，反映出人才评价体系正逐步破除“唯资历”痼疾。这符合2022年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等五部门提出的政策方向，即对青年科研人员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浙江大学多位95后博士受聘为博士生导师，是推进博导从“头衔”回归“岗位”的改革。给予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科研经费支持，支持他们带博士生，不但可以提高博士培养质量，也能促进青年教师更好的成长。 年轻博导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学术晋升观念，但也促使我们思考：学术评价的本质是什么？ 是年龄、资历，还是学术能力和贡献？ 也许，真正的学术能力不应由年龄来界定。对于那些已经展现出卓越研究潜力的年轻学者，社会应当给予更多包容和支持，让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绽放光彩。 当然，年轻博导也需要意识到，指导博士生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学术道路上，他们需要不断精进，用实际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于26岁博导的讨论，反映了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心，也折射出人们对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期待。无论如何，学术界的未来在于年轻人，关键在于如何科学评价、有效支持他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