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李将军把华佗请到家，给刚生完孩子的妻子看病，华佗把脉后，却说：“胎儿已死腹中！”李将军气炸：“明明孩子早已产出！啥破郎中！” 那是建安年间的一个午后，将军府的红灯笼还在门楣上晃悠，新生婴儿的哭声裹着乳香飘出偏院，主屋内的李夫人却蜷在锦被里，额角沁出的冷汗浸湿了鬓发。 案几上的药碗还冒着热气，褐色药汁在陶碗边缘结出细痕——这是第三拨名医留下的方子，可夫人的腹痛总像有只手在肚里拧扯，日重一日。 华佗被家丁从谯县快马接来时，青布药囊上还沾着赶路的尘土。 他没看药方，也没问症状，只让侍女退下，指尖搭上夫人腕脉，三指如铁，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地的声响。 “胎儿已死腹中。”这句话从他薄唇里出来时，李将军正端着茶盏，茶盏“哐当”砸在青砖地上，碎瓷片溅到华佗鞋边。 “我儿就在隔壁吃奶！”李将军怒目拍案，甲胄上的铜扣撞得案几直响，“你这游方郎中，是想骗钱还是咒我妻儿？” 华佗垂眸收拾药囊，药囊里的银针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轻响：“脉象如弓弦紧绷，沉取有涩，非产后虚损之象。信与不信，三日后便知。” 他走时，府里的老仆偷偷塞了锭银子，被他摆手推开，青布衫角扫过门槛，像一片被风卷走的枯叶。 三日后，李夫人开始呕出黑血。 请来的太医摸着胡须直摇头：“气血两亏，已入膏肓。”奶娘抱着啼哭的婴儿站在廊下，看着主屋飘出的纸钱灰，吓得抱紧了孩子。 李将军在书房枯坐一夜，烛火燃尽时，他忽然抓起佩剑——不是去砍人，是让家丁快马加鞭，把华佗从回谯县的路上追回来。 华佗第二次进府，药囊上的尘土已被风吹净。 他还是那副平静模样，搭脉片刻便抬眼：“脉象未变，死胎仍在。” 这次李将军没拍案，只哑着嗓子问：“我儿已生，何来死胎？” “双胎。”华佗指尖点向夫人脊背，“一胎已产，一胎未出，在体内枯缩如拳，贴着脊骨——若再拖十日，气血耗尽，神仙难救。” 屋内人倒抽冷气，产婆颤声问：“死胎怎会不觉？” “初产时气血大失，死胎又小，常与恶露相混。”华佗取出银针，在油灯上燎过，“我先施针催其松动，再用药引，最后需你伸手探取——手法要轻，如摘枯叶。” 银针入穴时，李夫人痛得浑身发抖，华佗却不看她，只盯着窗外日影移动，每过一炷香便捻针半分。 药熬好了，是浓重的黑色，喝下去不到半个时辰，夫人忽然痛呼出声，产婆按华佗所教，伸手探入——指尖触到一团硬邦邦的东西，形状像只风干的小鸟。 死胎取出来时，皮骨都粘在了一起，在场的人无不骇异。 三日后，李夫人能坐起身喝小米粥了，脸色虽白，眼里已有了神采。 李将军要赠华佗黄金百两，他只取了几味常用药材，说：“此症罕见，记下来便是酬劳。”后来他把这事写进医案，墨迹在竹简上洇开时，或许没想到会被《后汉书》抄录。 并非所有双胎滞留都能凭脉象辨识——后世医案记载，若死胎过小或位置隐蔽，脉象常与单胎无异；华佗能断，或许是因他早年在民间见过太多难产妇人，指尖摸过的脉象比书简上的文字更鲜活。 当时民间多信“产后虚损”为常态，名医之言若超出经验范畴，反被视作危言——这或许是华佗初诊遭拒的深层缘由。 李夫人活了下来，那个被救下的婴儿后来成了将军府的继承人；而华佗，十年后因给曹操治头疾时说了句“需开颅取风涎”，被扔进了许昌大狱。 狱卒说，他临死前烧了一捆竹简，火光把天映得通红，像极了当年将军府挂着的红灯笼。 没人知道那竹简里有没有更多“死胎腹中”的治法，只知道《后汉书》里那句“佗曰：双胎，一胎死，滞留”，成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双胎滞留记载。 多年后，李将军告老还乡，在祠堂里供了个药囊模型，旁边刻着行小字：当年被斥为“破郎中”的诊断，后来成了李家祠堂里年年供奉的救命符。 若换作今日，当专业判断与固有经验冲突时，我们是否还会像当年的李将军那样——要等到“呕出黑血”，才肯追回那个被赶走的“华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