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营长受重伤，治了整整一年，先后动了7次手术，伤情依旧没好转。上级决定，把他送到延安去治。谁料，就这一路，伤竟然自己好了。 那年的华北山区，日军“扫荡”正密，晋绥军区医院的手术灯比星光还稀缺；张中如趴在担架上，左胸塌陷处像个空了的弹壳，每一次颠簸都牵扯着断掉的肋骨。 战友们轮流抬着他穿越封锁线，粗麻绳索勒进肩膀，在棉袄上磨出深色痕迹。 伏击交城山那天，他的望远镜刚捕捉到钢盔反光，“开火”的喊声还没落地，胸口就挨了一记闷击，鲜血瞬间漫过衣襟。 德国医生米勒在油灯下划开皮肉时，他咬着被单没吭一声，碎骨和腐肉被镊子夹出的声音，在土坯房里格外清晰；后来护士递来橡胶气胆，说“吹吧，脓能出来”，他就每天趴在炕上吹，气胆一鼓一瘪，脓液在纱布上积成小块。 谁也没想到，七次手术后越来越重的感染，会在去延安的路上出现转机——担架在山路上晃了二十多天，渗出的积液在粗布担架垫上结了层硬壳，高烧退了，溃烂处竟慢慢收口。 有人说这是奇迹，但当时太行根据地的伤员，十有八九熬不过感染；磺胺粉是缴获的稀罕物，高粱酒是老乡偷偷塞的，这些零散“药材”，在颠簸中意外凑成了抑菌的环境。 医疗条件的匮乏，反而逼出了最原始的生存智慧——没有麻药就咬被单，没有引流管就用嘴吹，战士们的身体，成了在战火中自行修复的“武器”。 这样的“自愈”，是医学的偶然，还是生命对战争的倔强回应？ 伤好后他立马回了前线，浮翼战役里左腿被打断，就用木板绑着骑马指挥；后来创办外语学校，从海外请教授时，总说“当年在担架上都能活，现在没什么难的”。 2019年秋天，距离百岁生日三天，张中如在北京闭上了眼。 女儿整理遗物时，见他回忆录最后一页画着交城山的伏击路线，铅笔线条歪歪扭扭，像极了当年他趴在担架上吹气胆时颤抖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