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一个苏联情报员刚到莫斯科，就觉得不对劲，机场没人迎接，家里门锁还被人动过。 这种反常让他心里一沉，多年的情报生涯让他瞬间警觉，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了。 这个情报员就是克格勃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刚从伦敦情报站站长任上回国述职。 按惯例回国人员都会有专人接机，可这次不仅没人，连提前安排好的车辆也没出现。 他硬着头皮打车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时发现锁芯有被撬动的痕迹，推开门后第三道暗门还被反锁了，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本来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先观察情况再说，但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 克格勃对归国人员有套常规审查流程，叫第聂伯河计划，可这次明显超出了常规范围。 他想起自己最近给英国军情六处传递的几份关于苏联内部动态的情报，难道是哪里出了纰漏？ 戈尔季耶夫斯基出身克格勃世家，父亲就是情报官员。 年轻时他也曾对体制深信不疑，直到1973年萨哈罗夫事件后，他的想法开始改变。 当时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为批评苏联人权状况被流放，列宁格勒大学的秘密读书会上，大家偷偷传阅萨哈罗夫的著作，那种对思想自由的渴望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 1974年他被派驻丹麦，在哥本哈根遇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迪克·埃利奥特。 本来只是工作接触，没想到两人都喜欢爵士乐，经常一起去唱片店淘碟。 一来二去熟悉后，埃利奥特才亮出身份，没有威逼利诱，只是聊西方的价值观。 戈尔季耶夫斯基犹豫了很久，最终决定成为双面间谍，不是为了钱，而是觉得这样能让世界更安全。 回到莫斯科后，他向上司申请返回伦敦，却被一口回绝。 没过几天，一个老同事约他吃饭，席间突然问起英国情报部门是否在撤离人员，这话让他后背发凉。 更糟的是，几天后他被反情报部门的人叫去“谈话”，说是例行问询，却在咖啡里下了药。 后来才知道那是硫喷妥钠和东莨菪碱的混合剂，专门让人说真话，幸好他提前吃了苯丙胺，才勉强没露馅。 如此看来，必须马上撤离。 他想起和MI6约定的紧急预案，赶紧回家翻出那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翻到第29首“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这就是行动信号。 按计划，他要去指定面包店买个带红色“S”标记的塑料袋，再坐3路公交车时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位置，这些暗号会让英国外交官知道他需要撤离。 7月的一个深夜，他假装去列宁格勒出差，摆脱了跟踪的人。 到了边境附近，他徒步穿越因格里亚地峡的沼泽，那里是苏芬边境的“死亡地带”，到处都是雷区。 他按照地图上的标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七个小时，天亮时终于看到英国外交官的车。 那辆车经过特殊改装，底盘装了防弹钢板，一路把他送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这场逃亡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他的妻子莱拉被克格勃胁迫接受心理评估，孩子们因为父亲的“叛国”罪名，升学就业都受影响。 后来才知道，1985年那次暴露不是因为他自己出了错，而是美国中情局的阿尔德里奇·艾姆斯在出卖情报。 那个家伙为了钱收了270万美元，把包括他在内的10名苏联双重间谍都卖给了克格勃，直到1994年才被抓。 如此看来，间谍这行真是高风险。 同样是背叛，艾姆斯为了金钱，戈尔季耶夫斯基为了信仰，这两种动机在冷战时期很常见。 就像更早的“剑桥五杰”之一唐纳德·麦克林，也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叛逃苏联，而2013年斯诺登则是因为反对监控计划，这些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他们认为不公的体制。 毫无疑问，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事件对克格勃打击很大，海外情报网络一下子瘫痪了三分之一还多，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导条约谈判时苏联的情报收集能力。 现在83岁的他住在英国，家里还留着那本莎士比亚诗集，扉页上写着“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这句话，怕是所有冷战间谍最有体会的吧。 从冷战到现在，情报战的形式变了，但核心还是人性的博弈。 不管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还是个人信仰的选择，每个间谍故事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如此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事件堆积，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人性挣扎，这大概就是这些故事至今还能让人唏嘘不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