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曾掀起过一场大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因此蒙难。 翻开历史会发现，对犹太人的歧视并非偶然事件。 1516年威尼斯设立的隔都制度，把犹太人圈在特定区域生活，这种隔离政策后来被欧洲多国效仿。 本来想通过限制居住来缓解矛盾，却没想到反而强化了两个群体的对立情绪。 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形象，正是当时社会对犹太人刻板印象的集中体现，而现实中更残酷的是，法律甚至禁止他们拥有土地，逼着70%的犹太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或放贷行业。 19世纪的德雷福斯事件，让人们看到即便在启蒙思想盛行的法国，反犹主义依然根深蒂固。 一位犹太裔军官被诬陷叛国，即便证据不足仍被判罪，整个过程暴露的制度性歧视，比公开的暴力更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这种矛盾彻底爆发，东欧各国纷纷出台《反犹法案》，波兰在1935年甚至通过法律限制犹太人接受教育，把他们逼向绝境。 1938年的埃维昂会议本该是犹太人的希望，32个国家代表坐在一起讨论接收难民问题，结果除了多米尼加同意接纳10万人，其余国家都找各种理由拒绝。 这种集体沉默，让纳粹看到了国际社会的纵容，也为后来的最终解决方案埋下伏笔。 讽刺的是，当时上海却成了意外的避难所，三万多犹太人通过生命签证来到这里，在虹口提篮桥社区形成了特殊的聚居区，这段历史至今仍被不少人铭记。 宗教信仰的差异更是加剧了对立。 犹太教强调上帝选民观念，12世纪迈蒙尼德提出的13条信仰原则，明确犹太人是唯一与上帝立约的民族，这种排他性让其他宗教难以接纳。 《塔木德》里甚至规定与外邦人通婚就是背叛盟约，导致欧洲犹太社群千年近亲结婚率高达38%，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封闭的状态。 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犹太教的神学批判，又让这种对立有了意识形态基础。 如今的以色列建国，本应是苦难历史的终结，却没想到陷入了新的伦理困境。 2023年10月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爆炸事件造成471人死亡，联合国调查认定符合战争罪构成要件，2024年3月曝光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蓄意射杀投降平民后用推土机掩埋尸体。 这些行为让人不得不反思，当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历史的悲剧是否正在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更让人唏嘘的是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传承。 二战期间中国接纳了三万犹太难民，这份恩情本应被铭记，可2023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却指责中国立场偏颇。 他们在中小学必修大屠杀课程，却刻意删除1948年迪尔亚辛村屠杀的记载。 如此看来，当一个民族把自身苦难绝对化，忽视他人的痛苦时，所谓的正义就已经开始变质。 说到底，反犹主义的根源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它是宗教对立、经济矛盾和政治操弄的复合产物。 而犹太信仰中的封闭性，在客观上加剧了与其他文明的冲突。 今天的以色列如果继续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最终只会消耗掉人们对那段苦难历史的同情。 唯有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在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寻求和解，才能打破受害者变加害者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