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操作属实是看不太懂。 ​一边嚷着要立法监管境外资助，一边自己学院的经费来源，却成了“没必要公开”的秘密。 ​项立刚就问了一句，有没有拿境外的钱？王院长这回答，真是滴水不漏。制定规则的人，自己却游离在规则的透明精神之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益关系吧。 透明二字，向来是公信力的基石。某些机构高喊“监管境外资助”时音调高昂，可一旦触及自身，便立刻转入静默模式。王院长的回应堪称语言艺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仅以“没必要公开”轻描淡写地带过，仿佛公众的知情权只是无足轻重的纠缠。这种反差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规则的制定者，是否拥有免于被规则检视的特权？当监管的探照灯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其公正性必然令人存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双重标准往往披着“顾全大局”的外衣。规则制定者若自身超越规则约束，所谓监管便极易异化为单向利器。批判性思维强调的“理性精神”要求思维者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当监管者以“特殊情况”为由拒绝透明时，实则暴露了理性外衣下的特权思维。这种思维定式，与“自以为是”的心理根源如出一辙——认为自身的决策天然正确，无需接受同等标准的检验。 我们不妨审视一个可类比的场景：倘若一家上市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披露主要股东信息，却要求其竞争对手完全公开股权结构，资本市场必将哗然。某些机构在经费公开问题上的操作，其本质与此并无二致。根据教育部2019年修订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高校财务预算及决算摘要属于应主动公开的信息。现实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每年均在官网发布预算摘要，尽管细节程度不一，但至少确立了公开的原则与惯例。当公众追问“为何规则于你不同”时，这并非恶意刁难，而是对程序公平的本能捍卫，是批判性思维中“独立”要素的体现——不盲从权威，自己独立作出判断。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此类“灯下黑”现象可能悄然侵蚀制度的根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许多放弃批评精神的人首先是放弃了社会责任。监管者若失去被监督的自觉，再严密的规章都可能沦为虚设。这并非危言耸听——历史上诸多制度失效，往往始于“只律他人不律己”的双标惯性。信任的建立需要经年累月，但其崩塌却可能始于一次对原则的看似微小的背离。 或许有人会辩称“学术机构需要宽松环境”，但真正的学术自由从来与透明并行不悖。纵观国际顶尖高校，越是学术声誉卓著的学府，往往越主动公开其经费来源与管理机制，因为光明磊落本身就是学术尊严最坚实的底色。将“保密”等同于“保护”，实则是将学术自由曲解为不透明的特权。 跳出具体争议，我们更需警惕那些以“无需赘言”为名的模糊叙事。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注意寻求和对比不同观点，比较它们的根据和优缺点。当“没必要公开”成为标准回应时，公众有理由追问：这种“必要性”由谁界定？标准何在？依据是否充分？如果连最基本的信息公开都要设置认知壁垒，社会层面的有效监督又如何谈起？程序的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缺乏透明度的决策，即使结果正确，也难以充分取信于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