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啥拒剿捻军？清廷靠提拔他弟弟施压的博弈始末   咱们先把时间拉回同治四年四月，当时北方剿捻战场出了个大岔子——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曹州打捻军的时候战死了。这一下北方战局彻底乱了，清廷急得团团转，赶紧下旨让曾国藩当钦差大臣，接手僧格林沁的军队接着剿捻。   可有意思的是，曾国藩接到圣旨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就是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清廷没办法，最后想了个招：提拔他弟弟曾国荃当巡抚，用这招施压。这背后可不是简单的“抗旨”和“施压”，而是晚清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一场没硝烟的博弈，咱们慢慢说。   大家可别觉得曾国藩这是推诿避战，他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全是实打实的硬困难。首先最关键的，他一手带出来的湘军，这时候已经裁撤大半了，手里能用的主力大多是李鸿章的淮军。这些淮军士兵常年在江南水乡打仗，吃惯了大米，走惯了水路，现在突然要去北方平原，不光得改吃面食，还得对付捻军的骑兵。   要知道捻军最厉害的就是流动作战，骑兵占比超六成，一天能跑一百多里，专门靠机动性绕着清军打，僧格林沁就是这么栽的。更头疼的是粮运问题，北方没便捷的水路，粮草和军火全靠车马拉，不仅成本高，效率还低，之前就有军队因为断粮直接溃散的先例，换谁也不敢贸然接这个活。   所以曾国藩没立刻领旨，而是多次给朝廷上书，把自己的难处一条条说清楚。他在奏疏里直白说，捻军活动范围都跨了八个省，可自己手里兵不够，就连东路十三府州的防务都顾不过来，更别说还要兼顾西北两路的剿捻任务。   他还提了个建议：剿捻得先把各省的职责分清楚，让九卿和督抚们一起商量出个固定策略，再按区域分工，这样才能不混乱。甚至朝廷让他调刘铭传的部队去洛阳以西防备，他也直接反对，说周家口才是剿捻的关键地方，把精锐部队调去洛阳以西，纯属浪费兵力。   曾国藩这么拖着，清廷肯定不高兴了，很快下了严旨骂他“疲玩因循”，意思就是敷衍了事、拖延成性，甚至怀疑他是故意想犯错卸任，辜负朝廷的信任。但即便被这么严厉斥责，曾国藩还是没松口，坚持让朝廷重新商量剿捻策略。   这时候清廷也犯了难：一方面北方剿捻确实离不开曾国藩这样的重臣，另一方面又不敢硬逼，怕惹毛了湘淮系的官员，毕竟当时湘军、淮军是清廷倚仗的主要军事力量。琢磨来琢磨去，清廷想到了用利益拉拢的办法，把目标对准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   可能有朋友不了解曾国荃，他是曾国藩的九弟，也是他手下最能打的干将之一，当年攻克南京、平定太平天国，九弟立了头功，战后也受了重赏，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卸任回了老家。清廷知道曾国藩兄弟感情深，而且曾国荃一直想重新出来做官，于是就打算用提拔曾国荃当诱饵，逼曾国藩就范。   就在曾国藩反复推辞剿捻任命的时候，清廷下旨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让他在湖北负责防务，配合北方剿捻。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明着是重用你弟弟，实则是告诉你曾国藩，只要 你好好剿捻，朝廷不会亏待你曾家。   曾国藩一看就懂了清廷的意思。弟弟能当巡抚，不光是家族的荣耀，也意味着自己的责任更重了。如果再推辞，不光自己会落下“不忠”的名声，还可能影响弟弟的仕途。思前想后，曾国藩终于松口了，上书朝廷说愿意接受钦差大臣的任命，之后就动身去了徐州整顿军队，筹备剿捻的事。   接手剿捻后，曾国藩还是坚持自己之前的策略，在徐州、周家口这些地方布防，想靠“画河圈围”的办法把捻军困住，不让他们到处流窜。他还特意招募了能适应北方饮食的淮北士兵，训练马队，专门对付捻军的骑兵优势。   曾国荃在湖北也没闲着，积极配合哥哥剿捻，坐镇湖北挡住捻军南下的路，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不过曾国荃在湖北过得并不顺心，受到湖广总督官文的牵制，剿捻战事也多次受挫，心里特别憋屈，还专门写信给曾国藩诉苦。   虽然曾国藩尽心尽力筹备剿捻，但捻军的机动性实在太强，而且湘军、淮军还是不适应北方的作战环境，初期剿捻进展很不顺利。清廷虽然满意曾国藩最终接手的态度，但对打仗的进度很不满意。后来曾国藩因为剿捻没成效，被清廷召回重新当两江总督，剿捻的重任就交给了李鸿章。   不过清廷对曾家的关照并没断，曾国荃后来虽然因为战事受挫卸任过一段时间，但没多久又被重新起用，这也能看出当初清廷提拔他，本来就是带有政治考量的。   其实咱们回头看这场围绕剿捻的博弈，没有刀光剑影，却把晚清官场的权衡和妥协体现得淋漓尽致。曾国藩拒绝剿捻，不是怕打仗，而是对战场的实际情况看得很清楚；清廷用提拔施压，也是为了稳定战局、拉拢重臣。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曾国藩接手任务，曾国荃得到官职，这场博弈以比较缓和的方式结束了。而这整个过程，也正是晚清中央和地方势力相互制衡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