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的贵州春天，乍暖还寒，刚刚率部入黔“剿匪”的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在一堆公文中拆开了一封字迹拙朴的信。 信纸粗糙，落款是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名字——孔宪权。 写信人语气谦卑到了尘埃里，自称是个残疾的泥瓦匠，哪怕去扫大街、只要不给国家添麻烦就行。杨勇捏着信纸的手开始颤抖，记忆瞬间被拉回十五年前的腥风血雨。那个在红三军团当过彭德怀传令排长、被所有人认定已经“壮烈牺牲”的红十二团作战参谋，竟然还在人间？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随着司令员一声令下，调查组火速奔赴遵义县第七区。在那里的穷乡僻壤，参谋们真的找到那个正费力爬上脚手架的身影。 此时的孔宪权，穿着补丁摞着补丁的粗布短衫，手里紧紧攥着一把瓦刀。那条曾经跟着队伍急行军的左腿已经严重萎缩，比右腿短了一大截，干活时必须依仗一根磨得油光锃亮的木拐。 当一身戎装的杨勇不顾一切冲上去抱住这位昔日老部下时，这位满身石灰的“跛子瓦匠”却下意识地想躲，那是长达十五年隐姓埋名养成的本能。当晚，两瓶茅台酒见底，两个久别重逢的生死兄弟抱头痛哭，一段被时光掩埋的悲壮往事才就着酒劲被一点点抠了出来。 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2月，那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战役。为了争夺咽喉要地娄山关，红军发起了殊死搏斗，作为红三军团侦察参谋的孔宪权，先是带人摸清了敌军布防，随即又率领突击队直扑黑神庙的敌军指挥部。就在距离目标仅仅百米之际，突击队与疯狂反扑的增援敌军撞在了一起。 那是孔宪权军旅生涯的至暗时刻，也是荣光顶点。密集的机枪子弹像鞭子一样抽过来，他的左腿胯骨瞬间被打得粉碎，身中六弹。血肉模糊的他没有退缩，硬是咬牙滚进路边的水沟，架起枪继续扣动扳机，直到枪管滚烫、意识模糊，后来是二营营长邓克明带人冲上来才把他抢出了火线。 然而，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了，为了保住他的性命，医生只能用那把令人胆寒的钢锯，截去了他半截大腿。大部队要转移，带不走重伤员，组织上含泪做了决定，把他寄养在当地一户宋姓地主家中，并在他枕边留下了300块银元作为安家费。 孔宪权醒来时，四周一片死寂，只有那堆银元冷冷地闪着光，那是他和组织最后的联系。 后来的岁月里，为了不给曾经收留他的百姓惹祸，也不愿让自己成为敌人的俘虏，这位曾经叱咤战场的红军参谋彻底“消失”了。为了那口活命的饭，他拖着那条残腿，把红军的尊严揉碎了藏在心里。他挑起货郎担走街串巷卖过针头线脑，后来又逼着自己学会了泥瓦匠的手艺。 在遵义枫香镇一带，没人知道这个外乡来的“跛子”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砌墙有个怪癖——必须要平整结实到连一根头发丝都插不进去。别人不解，他只闷闷地说这是规矩。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死守着内心深处从未褪色的“红军纪律”。 深夜无人时，他会对着一张早已过期的1934年党员证、一枚半截子弹壳和一个褪色的臂章发呆；那是他压箱底的宝贝，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信仰。直到在那张包裹杂物的旧报纸上，看到了老首长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死灰般的心才复燃起了一点火星。 经过黄克诚等老战友的身份核实，以及组织的慎重审查，孔宪权终于归队了。他并没有去那个他祈求的“扫大街”岗位，而是被任命为遵义县第七区副区长，随后又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 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工作，为了寻找当年的会址，他拄着那根木拐，把遵义城的大街小巷走了个遍。 1955年，孔宪权正式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他不仅是管理者，更是最权威的见证者。他对纪念馆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全部心血，甚至连二楼会议室地板缝隙里残存的血迹，都要培训讲解员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那是陈赓将军当年负伤留下的印记。 每一次给前来参观的部队官兵和年轻学生讲课，他总是把自己那段九死一生的经历揉碎了讲给后人听。那些朴实却带着血腥味的故事，比任何教科书都震撼人心。 1988年11月，77岁的孔宪权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在他的灵堂上，摆满了花圈，胡耀邦发来的唁电中称他是“革命的活化石”，杨勇将军送来的挽联上写着“永远的战友”。 而在那肃穆的灵柩前，除了党旗，静静地躺着几样看似格格不入的物件：一把磨损严重的泥瓦刀、一把锄头，还有一支水平尺。 这些沾满泥灰的工具，陪他度过了那十五年最孤寂的等待。从手握钢枪冲锋陷阵，到手持瓦刀砌墙谋生，再到守护红色圣地传承薪火，孔宪权用他残缺的躯体，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砌起了一座看不见的丰碑。 信源：人文贵州——老红军孔宪权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