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78年6月北京电报大楼深夜响起国际长途，日本记者追问郭沫若长子郭和夫：“您对父亲逝世有何感想？”   电话那头沉默半晌答：“我的母亲叫佐藤富子。”   与此同时，大连某老宅里，82岁的佐藤富子正给重孙缝补袜子，收音机里讣告声声入耳，她针尖一颤扎破手指，血珠滴在1937年郭沫若留下的那张“暂别信”上，那页发黄的信纸，她珍藏了41年。   郭和夫这句回应，藏着四十多年的委屈与感恩，他从小跟着母亲在日本过苦日子，父亲在他心里只是个模糊的名字，是母亲佐藤富子一手把他们兄妹五个拉扯大。   要讲清这事儿，得从1916年说起，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留学，遇到了22岁的护士佐藤富子，也就是后来的郭安娜。   佐藤富子出身日本名门，祖父是北海道大学创始人，可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和郭沫若走到一起，还改了中国名字，说自己“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   两人同居二十年，生下四儿一女，日子虽然清贫，佐藤富子不仅操持家务，还帮郭沫若整理资料、抄写文稿，郭沫若自己都说“没有安娜，就没有我的那些诗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要秘密回国参加抗战，临走前只留下一张字条，写着“时局危急，我须返国，珍重待重逢”。   这张“暂别信”成了佐藤富子后来四十多年的念想。可她没等到重逢，先等来的是日本宪兵的逮捕，因为她是“中国间谍家属”，在牢里受了一个月折磨才被放出来。   从那以后，佐藤富子的日子彻底坠入谷底，她一个日本女人，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郭和夫才十几岁，最小的还在襁褓里，又因为坚决不让孩子入日本国籍，说“他们的父亲是中国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连政府救济都领不到。   为了活命，她放下名门小姐的身段，种地、洗衣、扛苦力，什么活都干，实在没吃的就天不亮去郊外挖野菜，蒲公英、车前草甚至树皮都成了全家的口粮，冬天野菜冻硬了就煮软给孩子吃，自己常常只喝几口清汤。   日子再苦，佐藤富子从没让孩子放弃读书，晚上忙完活，她就陪着孩子在煤油灯下学习，还一遍遍讲中国历史，告诉他们“根在中国，将来要为祖国做事”。   她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要生活费，可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战火阻断，直到1948年才通过友人得知，郭沫若早已在国内再婚，又有了五个孩子，这样的打击没压垮她，看着身边懂事的孩子，她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更难得的是，佐藤富子自己都难以为继，还冒着风险帮中国侨民和反战人士，给流亡学生送食物、传消息，为此多次被日本宪警审查，却始终没透露半个字，她用自己的行动教孩子什么是善良和骨气，这种言传身教，成了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五个孩子没辜负母亲的付出，一个个都成了顶尖人才，长子郭和夫1955年放弃日本的好条件回国，牵头建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催化研究室，攻克了合成氨催化剂技术，让化肥成本大幅降低，直接帮着全国粮食增产，后来还参与大庆油田技术攻关，让我国不用再依赖进口石油化工产品，1980年当选了中科院院士。   次子郭博回国后做了建筑学家，参与设计了上海希尔顿酒店、上海图书馆新馆这些标志性建筑，建国初期他设计的上海机床厂厂房，用了新式的预制装配式结构，又快又省钱，刚好符合当时国家搞工业化的需求，后来他还把自己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无偿捐给博物馆，用另一种方式爱祖国。   三子郭复生扎根机械工程，研发出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解决了精密加工的“卡脖子”问题，还帮长春一汽调试设备，让国产汽车零件精度赶上国际水平。   四子郭季通成了妇产科医生，主动去西北偏远地区支援，那里产妇死亡率高，他就教当地医护人员技术，还发明了适合基层用的简易产钳，十几年接生了上万名婴儿，被群众叫“救命大夫”。   女儿郭淑瑀做了中日文化桥梁，翻译的工业和农业技术手册，帮建国初期的中国引进日本技术，后来还参与编《汉日大辞典》，收录十万多条词条，成了中日交流的重要工具书。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佐藤富子带着孩子回到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定居在大连。   1977年，她去见了病重的郭沫若，两人相对无言，只剩叹息，第二年郭沫若去世，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佐藤富子扎破手指的血珠滴在“暂别信”上，这张纸她藏了41年，不是恨，是那段感情和岁月的念想，也是她独自撑过苦难的见证。   后来佐藤富子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一直活到101岁，1994年在上海去世，临终前她把500万日元积蓄全捐给了中国，遗体也捐给了医学研究，真正做到了“死为中国魂，埋骨中华土”。 有人说郭沫若为国家大义回国值得称赞，但作为丈夫和父亲，抛下妻儿二十年不闻不问，让他们在异国受苦，确实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