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老同学带我入伍，他副团转业安享晚年，我喂猪三年却还在奔波 今年3月份，县城的一家土菜馆里，我和多年不见的同学胡春林碰了一杯。酒不错，菜也丰盛，可这顿饭我吃得心里五味杂陈。 坐我对面的胡春林，虽然头发也已经白了，但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当年他副团转业当地，如今退休金丰厚，儿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日子过得十分舒坦。 看看他，再低头看看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常年干农活关节粗大的手，我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不免聊起了当年在部队的事。 胡春林叹了口气，“老王，哎，当年咱俩一块儿走的，可你咋就没坚持下来呢？” 这一问，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曾无数次后悔，人这一辈子的分水岭，往往就在那一两个不起眼的决定上。 1955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日子过的很紧张。但父母对我寄予厚望，硬是咬着牙，供我读完了高中。 高中毕业后，原本我有机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但因为家中和大队干部不和，最终只能下地干活，前途一片迷茫。 1974年秋天，同学胡春林来找我玩。他父亲在公社工作，现在调到了县城，而他在供销社上班。 胡春林看我在地里挥汗如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兵？ 我当然想当兵啊！如今这情况，在大队前路断绝，最好的出路就是参军。 我将心里的顾虑跟胡春林讲了，他不屑一顾道：“这都是小事，通知下来后，你直接去公社武装部，我在那等你。” 有了胡春林的帮助，加上高中学历，我成功当上了兵。那年冬天，我和他一起登上了运兵的闷罐车。 车轮滚滚，我满心以为自己奔向了一个锦绣前程。却没想到，我和胡春林的差距，从进入新兵营的第一天就拉开了。 我虽然是农村孩子，但常年挨饿，个子比较矮（1米61），体能也不行，训练表现也在倒数。 胡春林1米75大个，精力充沛。五公里越野，他直接甩开了大部队半圈，另外在投弹、内务、思想学习方面都特别出挑。 结训时，他胸前挂着嘉奖，好几个连队都争着抢着要他，最后他去了团里的王牌连队。 我则被分到了团直属农场，当了一名农场兵，分到了炊事班，成了打杂的伙计。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号还没吹，我们就得摸黑起来生火、洗菜。 每天两顿饭忙完，我就得去切猪草、煮猪食、起猪圈。夏天猪圈里那股味儿，熏得人直迷糊，苍蝇撞得脸生疼。 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但每年的综合评价，我始终不温不火，中等水平。 而胡春林很牛，他下连队半年后就当上了文书，后又担任班长，入了党。在我退伍前，他已经当上了代理排长，转正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1977年夏天，胡春林到农场来办事，找我聊天。看着他春风得意，我既羡慕又自惭形秽。此时我已经申请了年底退伍，胡春林得知后力劝我不要走。 “老王，别急着走呀，我去帮你求求情，再超期服役一年。等到明年我提了干，想办法把你调出农场去学个技术，总有机会的。” 可能是我的自卑心作祟，我不愿意再在这个充满猪食味的地方待下去，也不愿意总是仰视着这位老同学的光芒，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退伍。 离队那天，胡春林来送我。此时他已经接到了通知，春节后就去参加预提干部培训，提干已经板上钉钉了。 他送我了一双皮鞋，非得让我换上，说试试大小，留个纪念。我换上了皮鞋，还挺合脚。我收下了皮鞋，没想到这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双皮鞋。 回乡后，我在生产队做会计，1978年娶了附近的姑娘马秀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后来大集体解散，我就在家务农。80年代后期，家里压力很大，我开始贩菜，后来又摆摊，慢慢积累了一些家底。 1995年，我在老家火车站附近盘下了一家餐馆，日子过得也有了起色。可我心有点贪，3年后重新装修，想要扩大规模，结果却因一场火灾，烧了个精光。 不但积蓄没了，还欠下了不少债务，彻底压弯了我的脊梁。为了还债，为了养家，我和妻子又去南方进厂打工。 等债还清了，我们也都老了，干不动了，只能又灰溜溜地回农村老家务农。 而胡春林一路晋升，后来在当地转业进了政法口，成了有实权的领导。 聚会结束时，胡春林给我叫了一辆车送我回家。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烟盒，单价十块的烟，我硬是不好意思掏出来给他发。 儿子儿媳还算孝顺，但他们能力有限，日子过得也紧巴。为了不给他们增加负担，我和老伴依然在田里劳动，养点鸡鸭补贴家用，一刻也不得闲。 有时候我再想，如果当年我听了胡春林的劝，再熬一年，求他把我调出农场，去学门技术会怎么样呢？ 如果我能早点从农村出去闯荡，如果我能不那么贪心，就守着那个餐馆好好经营，我的人生又会是怎么样呢？ 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这大概就是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