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来到北京，打算收回父亲购置的四合院，但住户拒不承认，并要求每户赔偿几百万，无奈之下，杜维善只能求助相关部门，那杜维善最后有没有收回房产呢？ 杜维善那年已经58岁，是杜月笙最小的儿子，定居加拿大几十年，手里攥着父亲留下的房契和地契——那是1930年代杜月笙在北平置办的产业，坐落在东城区史家胡同，三进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带着老北京的规整气。 他这次回国，一是了却父亲生前念叨着“北平有处宅子要照看”的心愿，二是刚把家里珍藏的一批古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想着顺道理清这些遗留房产，没料到刚踏进胡同，就被院里的住户堵了回去。 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姓王，在院里住了快四十年，老伴儿是当年的工人，解放后单位分了这院里的两间房，如今儿孙都挤在这里。杜维善拿出泛黄的房契说明来意，老太太当场就红了眼，拍着门框喊：“这房是国家分给我们的，住了半辈子了，凭啥你说收就收？要搬也行，先拿五百万来，不然我们一家子去哪住？”话音落，院里又出来几户人家，有退休的教师，有做小生意的，七嘴八舌都是反对的话，有人甚至指着房契说“这是旧社会的东西，不作数”，杜维善站在院门口，手里的房契被风吹得哗哗响，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应。 他没跟住户争执，转头去了当地的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翻出尘封的档案，指着上面的记录告诉他：这处四合院确实告诉他：这处四合院确实登记在杜月笙名下，1950年代私房改造时，除了原房主自留的一间，其余都划归公产，分配给无房居民居住。几十年过去，自留的那间也被后续的住户占了，现在院里挤着六户人家，都是实打实住了几代的普通百姓，不是故意霸占，是真的没有其他住处。杜维善坐在档案室里，看着档案里父亲的名字，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北平，在这院里吃冰糖葫芦的场景，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是要把这些人赶出去，只是想确认父亲的遗物，可住户的难处，他也看在眼里。 接下来的半个月，杜维善没急着要说法，每天早上都去胡同口的早点摊买豆浆油条，跟住户们唠家常。他知道了王老太太的儿子下岗了，一家五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屋里；知道教书的李大爷老伴儿卧病在床，离不开人；知道做小生意的年轻人刚结婚，婚房就是院里搭的小偏房。他也跟大伙讲起父亲杜月笙，讲父亲晚年定居香港，总念叨着北平的宅子，讲自己这次回来，不是为了争房产赚钱，只是想圆父亲的念想。住户们慢慢放下抵触，有人私下跟他说：“杜先生，我们不是不讲理，只是真的没地方去，要是你非要收房，我们也只能跟你耗着。” 房管部门多次调解，最终拿出了方案：根据政策，确认杜维善对四合院的产权，但考虑到住户的实际居住困难，允许他们继续租住，每月按市场价交房租；杜维善可以收回院子里原本自留的那间房，其余房间等住户有了合适的住处，再逐步归还。 杜维善当场同意了，他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能因为一张房契，让人家没地方住。”他只收回了那间自留的小屋，找人简单修葺了一下，没放任何东西，只是偶尔进去坐坐，看看院里的石榴树——那是父亲当年亲手栽的，现在已经长得枝繁叶茂。 临走前，王老太太端来一碗亲手做的炸酱面，对他说：“杜先生，以前对你有误会，别往心里去。这院子，我们会好好照看的。”杜维善吃着面，尝出了老北京的味道，跟小时候父亲带他吃的一模一样。他没再提收回全部房产的事，只是跟房管部门交代，房租不用交给他，用来修缮院子里的公共设施就行。 这场房产纠纷，最后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也没有锱铢必较的赔偿，只靠着一份理解和退让，就这么妥善解决了。杜维善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父亲的产业，说到底也是时代的产物，现在能让普通百姓住着，能让院子保留下来，比攥在手里更有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旧时代的房产也好，恩怨也罢，终究要让位于普通人的烟火气，这不是退让，是对生活最朴素的尊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