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清朝为何会被禁?《红楼梦》在清代所经历的长期查禁，是政治、道德与社会观念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乾隆朝的文字阴影到晚清的严厉禁毁，这部巨著的命运折射出封建专制下文化管控的复杂面貌。 一、政治影射：触碰清朝统治的敏感神经 清朝统治者对《红楼梦》的警惕，首先源于其中可被解读的政治隐喻。书中对前朝与当朝关系的隐晦指涉，尤其令朝廷不安： · 荣宁二府的明清隐喻：宁国府与荣国府的设置，常被读解为对明、清两朝的象征。宁国府贾敬的形象——隐居炼丹、不理世务、仅有一子——与明代嘉靖、正德等皇帝的行迹高度相似，暗示明朝衰亡的内在根源；而“荣”府之盛，则被视为对清朝当下统治的映射。这种将家族兴衰与朝代更替相勾连的叙事，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时期显得尤为敏感。 · 废太子胤礽的历史暗线：书中“双悬日月照乾坤”等诗句，在清代读者眼中可能指向乾隆时期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合法性争议。这类触及皇室继承伤疤的暗示，直接触动了清朝最高权力斗争的隐秘记忆，成为小说被迫缄默的重要原因。 · 整体叙事中的批判倾向：尽管作者声明“毫不干涉时世”，但全书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败的深刻描绘，被统治者视为对清王朝命运的某种影射。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超过160起文字狱的严酷环境下，这种“指桑骂槐”的笔法自然招致官方戒备。 二、道德礼教：对封建伦理秩序的颠覆与挑战 《红楼梦》对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深刻揭示，构成其被禁的另一个核心原因： · 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才情卓越、情感独立，与传统“三从四德”的妇德规范形成尖锐对立。元春省亲时“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控诉，以及秦可卿丧礼中种种越礼悖德之举，均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 婚姻自主与家族利益的冲突：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纠葛，映射出个人情感与家族利益之间的激烈矛盾。“木石前盟”象征的精神契合，在“金玉良缘”所代表的现实利益面前被迫牺牲，深刻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个体的压抑。 · 等级制度下的奴役与反抗：晴雯、袭人、鸳鸯等丫鬟的命运，揭示了下层民众在封建等级下的双重困境。无论是晴雯的“抱屈夭风流”，还是鸳鸯“横了心的”决绝抗婚，都构成了对阶级压迫的强烈控诉，动摇了尊卑有序的礼教根基。 三、“淫书”定性：道德风化与社会管控 嘉庆、道光年间，官方明确将《红楼梦》定性为“淫书”，这成为其遭查禁的直接罪名： · “诲淫”的道德指控：虽书中并无露骨描写，但其对男女情性的细腻刻画，被认为“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在强调“男女大防”的清代社会中被视作破坏道德风化、导人邪思的文本。 · 败坏旗人形象的忧虑：嘉庆十二年（1807年），安徽学政玉麟指斥该书“诬蔑满人”“糟蹋旗人”，下令焚毁书板。这反映出清廷不仅担心小说扰乱社会风气，亦忧虑其对满洲统治群体形象的所谓“污名化”。 四、查禁过程：时禁时弛与禁而不绝 《红楼梦》的查禁并非始终如一的国策，而是随政治环境波动： · 乾隆时期：虽未明列禁书，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与全国性的书籍审查，已限制其刊刻与流通。 · 嘉庆至道光年间：禁毁措施趋于严厉。嘉庆七年（1802年）谕旨销毁“不经小说”，为地方查禁提供依据；道光年间更设局专查，将《红楼梦》与《水浒传》《金瓶梅》等并列严禁。 · 晚清时期：禁毁行动仍断续发生，如同治、光绪年间在四川、江苏等地仍有查禁记录，甚至出现书商改书名为《金玉缘》以规避审查的现象。 五、解禁与传播：压抑下的生命力 尽管遭遇压制，《红楼梦》仍以手抄本等形式暗中流传，并于乾隆末年渐获刊行机会。民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谚语，反映其深入人心的影响力。晚清思想控制松弛后，该书终得广泛传播，其“禁书”身份反而激发了公众的阅读兴趣。 总结 《红楼梦》在清代的查禁，本质是封建专制体制对批判性思想的压制。它既因政治影射触及统治合法性焦虑，也因对礼教伦理的深刻解构挑战了社会秩序，加之被冠以“淫书”的道德罪名，使其长期位列禁毁名录。然而，伟大的文学终能穿越时代的禁锢：《红楼梦》不仅未被湮没，反而在历史沧桑中愈发彰显其思想光芒，成为一部超越时代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段禁毁史，恰恰反证了它对封建体系鞭辟入里的批判力，亦印证了鲁迅所言——其与“礼教吃人”的控诉形成了深刻的跨时代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