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清廉一直是很多官员的初心，但是很多人在真正做了官之后却经不住诱惑，守不住初心。 颜伯焘的祖父颜希深做过湖南巡抚，父亲颜检官至直隶总督，家里一直有不妄取一文的规矩。 他自己24岁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30岁出头就当上陕西督粮道，任上搞改革减耗羡，后来在云南巡抚任上查处贪官，道光皇帝亲笔批了才优守洁四个字。 那时候的他要是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说不定能成一代名臣。 本来想靠着军功再进一步，1841年鸦片战争正吃紧的时候，他接任闽浙总督，憋着劲儿要干番大事业。 上任就扩招兵勇8000人，花200万两白银修石壁炮台，把福建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砸进去了。 道光帝让他裁兵节饷，他回了句兵者卫民之本，岂容因节费而误国，现在看这话挺有骨气，可后来的事儿谁也没想到。 同年8月厦门保卫战开打，英军舰队三个小时就把他苦心经营的防线打穿了。 旗舰威远号一沉，他自己先登岸跑了，8000兵勇立马散了一半。 更要命的是战后还谎报战功，说击沉英舰3艘毙敌500多，结果英国那边记载才伤亡39人。 这种操作放在哪个朝代都得从严处理，道光帝震怒之下革了他的职，还算给面子留闽听勘。 革职后的颜伯焘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讲经世致用，现在满脑子及时行乐。 他那本现存福建省档案馆的日记残篇里写着夜不能寐，每念及炮碎船沉，汗湿重衣，估计是战败的打击太大，心理防线彻底垮了。 人在失意的时候容易走极端，但他选的这条路实在不怎么光彩。 1841年冬天从福建返乡，1200里路程带了三千随从，走了45天。 每到一个县就得摆400桌宴席，还得请戏班，每天花费上千两银子。 当时漳县穷，县令黄开基拿不出钱，无奈之下挪用了2万两赈灾款，这事儿后来记在《漳县县志》里。 本来想低调回乡，没想到搞成了移动盛宴，排场比当年当总督时还大。 这事儿说起来也不能全怪他个人，清代官场那套制度太坑人。 正七品县令年俸才45两，不够养家糊口，耗羡归公制度早就名存实亡。 鸦片战争那几年军费从3500万两涨到7000万两，地方官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筹钱，时间长了难免出问题。 如此看来，颜伯焘的堕落既有个人操守问题，也是制度漏洞给了他可乘之机。 其实同时代的林则徐就不一样，充军伊犁时只带三个仆从，沿途拒绝一切接待。 两个人对比着看，差距就出来了。 说到底，制度是笼子，但钥匙还在自己手里。 权力这东西确实考验人，不管什么时候，守住初心都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回头看颜伯焘的故事，最该琢磨的不是骂他贪腐，而是怎么让后来者既能施展抱负，又不至于掉进诱惑的坑。 毫无疑问，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加强监督，才能让更多官员守住那份初心。 毕竟，靠个人道德约束远远不够，健全的体制才是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