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19年，章士钊纳青楼女子奚翠贞为二夫人，俩人同居5年后，原配妻子愤怒地找他索要说法，他竟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很多人只知吴弱男是章夫人，却忘了她的资历甚至比章士钊更硬，早在这个男人还在为科举和留洋折腾时，1905年的东京，吴弱男就已经是同盟会的首批女会员，甚至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她出身安徽庐江的淮军名门，祖父吴长庆是一方统帅，十三岁就东渡日本学英语，她不仅是那个时代少见的有着“东亚西游者”气魄的独立女性，更是与章士钊在伦敦结发、无论在欧洲游学还是国内政坛都并肩而行的战友。   所以，当四十二岁的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闯进那个挂着红联的“新家”时，这场冲突注定不是普通后宅的争风吃醋，而是两个时代的价值观碰撞。   面对大儿子章可抱着腿痛哭，二儿子章用和三儿子章因愤怒地砸碎屋内的摆设，章士钊不仅没有半点愧色，反而搬出了那一套令人咋舌的逻辑：一边谈着“婚姻是责任”，一边又说“古人三妻四妾皆礼数”，最后竟大言不惭地提议三人可以同住，生活互不干涉。   在这位精通国学的大才子眼里，纳妾不过是旧式名士的风雅点缀；但在吴弱男看来，这是对“妇女自主”信念的直接践踏。   她没有像传统怨妇那样哭闹乞怜，在听完丈夫那番“共同生活”的荒谬提议后，她只冷冷抛出一句决绝的底线：“有我无她”。随后，她干脆利落地拉起还没回过神的儿子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栋充斥着陈腐气息的洋房。   这场决裂如此彻底，以至于后来的故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   章士钊留在了热闹的国内名利场，继续在政界翻云覆雨，先是给段祺瑞当官，后来又在北伐时给各路军阀出谋划策，甚至在六十岁花甲之年，经杜月笙介绍，又不顾世俗眼光迎娶了年仅二十六岁的京剧名角殷德珍。   他似乎一直沉浸在那套旧式文人的欢场逻辑里，甚至在奚翠贞年老色衰且无子嗣后，哪怕曾收养了养女章含之来维系情感，也依然毫无顾忌地把更年轻的女人填进后宅。   至于当年那朵让他不惜决裂的“新花”奚翠贞，最终只能在被冷落的尴尬中，伺候着丈夫和其他女人，直到1949年后跟着北上北京，过完平淡甚至有些凄凉的余生。   而吴弱男，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也更为尊贵的流亡之路，1929年，彻底看透这段婚姻无可挽回后，她没有留在上海做所谓的“弃妇”，而是带着三个儿子远渡重洋，去了欧洲。   那个年代的国际局势并不比中国太平多少，意大利法西斯上台，法国沦陷，二战的战火在欧洲大陆延烧，吴弱男母子四人就在这种动荡中辗转迁徙。   她没有再嫁，也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顿而向前夫低头求和，虽然不得不依靠章士钊寄来的生活费维持生计，但她在精神上筑起了一道高墙。   她用英语和法语亲自教育儿子，在颠沛流离中硬是将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了材：章可在意大利学医，章用深研数学与语言，章因虽有天赋但结局各异，这种坚韧，完全印证了她早年那句“纳妾即革命”的烈性宣言。   这封长达几十年的“休书”，直到1973年才画上句号。   那年四月，在欧洲漂泊四十多年的吴弱男回到了上海探亲，最终在病痛中离世，即便到了弥留之际，她也没有对那段破碎的婚姻表现出半分留恋。   仅仅三个月后，章士钊也在香港病逝，这对曾经被章太炎撮合、在伦敦有着浪漫开局的伴侣，最终在同一年相继离去，却像是两条平行线，死生不复相见。   章士钊一生写得一手好古文，文章里批驳帝国主义头头是道，但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他始终没能跳出封建士大夫的狭隘格局。   反观吴弱男，虽然没有像丈夫那样留下等身的著作，却用自己的一生，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荒诞年代里，为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尊严，写下了最有力的一笔注脚。  主要信源：（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