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2年，刘晓庆到南京演出，遇见了正在拍戏的迟志强，晚上几杯酒下肚后，刘晓庆让迟志强送她去火车站，迟志强便同意了，可没想到，这件事竟改变了迟志强的一生。   1982年的南京饭店里，两杯酒下肚，27岁的刘晓庆随口提了个需求，她那时刚拍完《火烧圆明园》，红得发紫，为了去滁州拍戏却被一张火车票难住了。   坐在对面的迟志强才24岁，正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拿过“文化部优秀演员奖”的当红小生，听闻偶像兼朋友有求，甚至没过脑子，当场就拍着胸脯把这事揽了下来。   这一揽，揽出的不是人情，而是一道把人生劈成两半的分界线。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迟志强也是拼了，那个年头，整个南京城的私人轿车加起来恐怕都不够两只手数——据传不到20辆。   他为了这一句“能送”，辗转托关系，最后竟真的找来了一辆丰田皇冠，车的主人是当地一位离异的女老板，背景不俗，原本只是因为那是帮大明星刘晓庆办事，才二话不说调了车，甚至事后也没要报酬，只是单纯想请迟志强去家里坐坐，吃顿饭。   要是故事到此为止，顶多是一段演艺圈互助的佳话，坏就坏在，这辆车把刘晓庆送去了火车站，却把迟志强送进了著名的“严打”风口上。   那个女老板家里的饭局，酒意正浓，随后延伸出的所谓“家庭舞会”，彻底改变了一切，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放着邓丽君靡靡之音，几对年轻人在那时候颇为敏感的“贴面舞”里寻找刺激。   迟志强因为受了人家的车马恩惠，再加上年轻人特有的那种不知深浅的从众心理，硬着头皮去了，谁能想到，就在那昏暗的灯光和那个年代被视作“禁忌”的肢体接触中，隔壁邻居的一通举报电话，直接给这场聚会扣上了“流氓活动”的帽子。   1983年的风向有多硬？那是“宁可错杀千人”的严打时期，放在今天也就是个普通的私人派对，在那会儿就是板上钉钉的罪证。   5月份还在河北拍戏的迟志强，众目睽睽之下被拷走，这一年《人民日报》甚至还点名批评，那几个铅印的大字“流氓犯罪分子迟志强”，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对于一个从14岁进厂、好不容易从跑龙套熬成男主角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甚至比监狱的高墙更绝望，在老虎桥监狱或是后来劳改的采石场，他不仅要没日没夜地搬煤球、挖石头，还要忍受“流氓犯”这个罪名带来的特殊鄙视链，那个曾经在镜头前风光无限的小伙子，一度绝望到想要了断自我。   命运有时候爱开黑色幽默的玩笑，把他踢进泥潭的是那个时代对私生活的严苛审视，而后来把他又短暂捞起来的，竟然也是他在泥潭里的挣扎。   1988年，大街小巷突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歌声席卷，那个刚刚减刑出狱、原本只能在厂里打扫厕所、送煤的迟志强，凭着一张《悔恨的泪》专辑，莫名其妙成了当时的“顶流”。   那一千万盒的销量神话背后，印证着人们对浪子回头叙事的痴迷，那首《铁窗泪》，虽然日后被扒出其实大半部分只是他负责念白，真正唱歌的另有其人，但在当时，那种要把心肺都悔出来的悲情，确实实打实地来自于他在高墙内那些真实写下的词句。   可这仅仅是虚假的繁荣。长影厂早已将他除名，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南下深圳，在最窘迫的时候一天连轴转干16个小时，开过饭店也搞过歌厅。   最刺心的一幕，大概是他在片场蹲着吃盒饭时，还要忍受身后小演员们的指指点点：“看，那个就是当年给刘晓庆找车把自己找进去的。”   他甚至没法回头反驳，哪怕是儿子后来想学表演，父子俩爆发了激烈冲突，他也只能把自己这点并不光彩的老皇历拿出来当反面教材，生怕下一代也走不稳这条钢丝绳，好在杭州姑娘池代英不在乎那一枚用铝丝弯成的婚戒，陪他守住了一个平凡家庭的底线。   再看看当初故事里的另一个主角刘晓庆，人生也是大起大落得离谱，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到后来因为几千万的税务问题也进去了400多天。   但两人的韧性似乎完全不同，刘晓庆那是野草一样的命，七十多岁还能全国巡演《风华绝代》，在微博上晒着剧照依然能收获八万个赞，仿佛之前的牢狱之灾只是她传奇剧本里的一个转场。   而迟志强的遭遇则反映出那个特殊年代的严酷与荒诞，三十年前，跳个舞能定罪四年；三十年后，哪怕你曾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囚歌教父”，在汹涌的商业浪潮和日新月异的娱乐圈面前，也只能被慢慢淘洗成一粒普通的沙子，那辆皇冠轿车借来的人情，终究是用这大半生的起伏，才算是连本带利地还清了。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第三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宁刑初字第87号 《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7月刊《迟志强：从囚歌王子到餐饮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