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4日，她是趴着被处决的，留下了这张遗照。魏文全，年芳25岁，时任国民党杭州军统便衣队队长。日军攻杭州前，她留守沦陷区执行任务。不幸在留下镇被捕，却始终未泄露情报或出卖战友。 魏文全生在杭州清波门旁的小弄堂里，父亲守着一间开了十几年的绸缎铺，母亲操持家务，日子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安稳。她打小就跟着父亲去铺子帮忙，听往来客商讲外面的事，北平沦陷的消息传来时，她正给客人包绸缎，指尖攥得发白，当天就跑去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宣传队。队里的人大多是学生和教员，她没读过多少书，却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学会了写传单、讲形势，每次站在街头喊话，嗓子哑了也不肯歇。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杭州成了前线后方的重要枢纽，军统在杭州组建便衣队，她主动请缨加入。队里的人劝她，女人家在后方做宣传就够了，沦陷区的危险不是嘴上说说的，她只回了一句：“杭州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日本人进来糟蹋。” 她被任命为便衣队队长时，不少人私下议论，觉得一个25岁的女人撑不起场面，可她上任第一天就摸清了杭州城内十几个联络点的位置，把队员分成三组，一组负责打探日军动向，一组传递情报给城外的游击队，一组保护爱国商户和百姓转移。 日军兵临杭州城下前，上级让她带着队员撤离，她却把撤离的名额让给了队里两个年纪小的队员，自己带着三名骨干留了下来。 留下镇是杭州城西的要道，日军进城后必然会在这里设据点，她带着人扮成卖菜的、缝补的，混在镇子里，白天盯着日军的岗哨和运输车队，晚上就把记下来的信息写在油纸卷里，塞在菜筐底部或者针线盒的夹层里，托可靠的老乡送出城。 那段日子里，她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有时候刚闭眼，听到外面有日军的脚步声，就得立刻起身藏好情报，有一次差点被巡逻的日军撞见，她急中生智，装作给孩子喂奶，才躲过搜查。 变故发生在11月中旬，队里一个联络员被日军抓获后叛变，供出了她在留下镇的落脚点。那天她正在整理日军据点的布防图，院门突然被踹开，十几个日军和伪军冲了进来，她下意识地把布防图塞进嘴里想咽下去，却被日军死死按住喉咙，图被扯了出来。 她被押到日军的临时审讯室，审讯的日军军官会说中文，先是利诱，说只要说出联络点和城外游击队的位置，就给她钱和出路，她扭过头，根本不看对方一眼。利诱不成，日军就用刑，鞭子抽、烙铁烫，她的胳膊和腿上全是伤，疼得晕过去好几次，每次被冷水泼醒，第一句话都是：“要杀要剐随便，想从我嘴里套话，做梦。” 11月24日那天，日军把她押到留下镇的荒地里，让她跪下，她偏要站着，几个日军上前把她按倒在地，她就趴着，抬头瞪着行刑的日军，眼神里一点惧色都没有。 枪响之后，她倒在地里，手里还攥着一小块碎布，那是她出发前母亲塞给她的，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桂花。后来老乡们偷偷把她的遗体埋了，那张遗照是日军为了炫耀拍的，却成了她留在世上最后的印记，照片里的她头发凌乱，脸上有血污，可脊背挺得笔直，哪怕趴着，也像一棵不肯弯腰的松树。 我们如今再看这张照片，看到的不只是一个25岁女性的决绝，更看到了抗战时期无数普通中国人的样子。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名号，没有显赫的家世，却在国难当头时选择站出来，用自己的生命护住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魏文全的故事不是孤例，在那个年代，杭州城里的小商贩、教书先生、家庭主妇，都曾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侵略者，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写进厚厚的史书，却刻在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