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1885年9月5日，七十三岁的左宗棠溘然长逝。
可这位抬棺西征的封疆大吏，竟让整个清廷找不到匹配的盖棺定论？
翰林院拟定的谥号文书堆满御案时，军机处老臣们额头沁出汗珠。
曾国藩的“文正”用了，林则徐的“文忠”占了，连李鸿章的“文忠”都尘埃落定。
可左宗棠呢？
这个三次落第的书生，抬棺收复六分之一国土的统帅，办船政、兴学堂的洋务先锋，却迟迟得不到合适的谥号。
礼亲王世铎捧着四份备选方案哆嗦：“‘文正’太文，‘文忠’太泛，‘文毅’太刚，‘武靖’太莽...”
慈禧的朱笔悬在半空，盯着满朝文武：“左季高平叛剿匪、开疆拓土，哪件是寻常臣子做得的？”
“盖棺定论”四个字，在左宗棠身上成了无解谜题。
他的人生轨迹本就跳出科举窠臼。
二十岁丧父卖炭养家，三十岁隐居柳庄画地图，四十岁出山守长沙，五十岁抬棺出玉门关。
当同僚们还在钻研八股时，他已在西北戈壁画出屯田渠网。
1840年，长沙城南一间漏风的茅屋里，落第秀才左宗棠正伏案绘制西域舆图。
妻子周诒端添茶时瞥见图纸惊呼：“你画的哪里是地图？分明是十万雄兵！”
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的誓言，在这个湖南汉子心中燃烧二十年。
1860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受聘为师爷，一把折扇指点守城。
三个月死守让曾国藩惊叹：“此人文武兼资，今世罕见！”
1875年，当李鸿章疾呼“新疆乃化外之地，徒耗饷银”时，左宗棠拍裂案几：“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六十四岁的他扶棺出征，命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走在队伍最前。
西征军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时，士兵们发现棺材里塞满他亲手绘制的《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
可西征军的军费簿触目惊心。
每年需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大清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户部催缴文书雪片般飞来，各省协饷却屡屡拖欠。
左宗棠咬牙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利息高达一分二厘。
“仰人鼻息，臣之耻也！”
虽然没钱，但他却仍坚持“缓进急战”策略。
1876年，刘锦棠率主力星夜奔袭乌鲁木齐，将士们嚼着冰雪冲锋。
次年春，当捷报传到京城，慈禧盯着地图上新标的“迪化府”，终于吐出憋了十年的闷气。
“左宗棠要的伊犁，迟早是他的！”
更艰难的是战后重建。
左宗棠在哈密推广坎儿井技术，在吐鲁番建葡萄园，在乌鲁木齐设同文馆，聘俄罗斯教师讲授算术机械。
很少有人记得，这位“老边疆”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拓荒者。
1866年福州马尾港，左宗棠主持建造的船政局机器轰鸣。
他从法国购入蒸汽机床，高薪聘请日意格等洋匠，却严令“核心技术必须中方掌握”。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理念在这里化为实践。
船政局下设绘事院、轮机厂、铸铁厂，甚至创办中国首所海军军官学校。
讽刺的是，这份超前眼光成了谥号争议的伏笔。
清流派指责他“以夷变夏”，洋务派抱怨他“重工轻文”。
当许庚身翻遍《谥法考》找出“襄”字时，满朝文武才恍然大悟。
这个兼具“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双重含义的字眼，恰是左宗棠文韬武略的最佳注脚。
1885年，慈禧最终朱批“文襄”二字时，军机大臣们读懂了弦外之音。
给湘军旧部交代，让淮系势力安心。
堵满族贵族之口，抚天下百姓之心。
当谥号诏书快马送至福州行辕，左宗棠的灵柩已覆盖黄龙旗。
管家颤抖着展开诏书，上面是“文襄”两个鎏金大字。
在场湘军将领集体跪拜，老泪纵横中想起左公临终遗言：“臣督师出关，未奏全功，此生遗憾莫过于此。”
十年后，新疆建省纪念碑在迪化落成。
碑文由杨昌浚撰写，却处处可见左宗棠手稿痕迹：“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历史终将证明，真正的丰碑不在谥号等级，而在百姓传唱的民谣里，在荒漠中新绿的杨柳梢头，在滔滔黄河水中奔涌的民族血性。
当左宗棠的灵柩最终归葬湖南善化，送葬队伍绵延十里。
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农捧来和田玉，哈萨克牧民献上草原骏马，回族阿訇诵经声与湘音哭喊交织。
这或许是对“文襄”二字最生动的诠释。
主要信源：（岳阳网——绝口不谈和议事 千秋唯有左文襄
红网——梁小进:左宗棠逝世及归葬长沙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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