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七十年代末，江卫民进了县拖拉机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为什么在红星石材厂工作？ 其实，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江德福后来说的一句话里找到答案。 九十年代中期，江卫民和许红双双下岗，回到烟台父母家里，夫妻二人天天睡到中午不起床，江德福批了江卫民几两句，江卫民扭头进了房间。 彼时他在红星石材厂的砂轮旁弓着背，砂轮摩擦石块的火星溅在他袖口——那片磨得发亮的帆布，还留着拖拉机厂工装的蓝底子。 安杰那时总拿着毛线针戳沙发扶手，“县城姑娘家哪有这么野的？”她对着江德福嘀咕，手里的棒针把“海军蓝”毛线缠出个死结。 拖拉机厂的机床声里，江卫民给许红递过带芝麻的烤饼，许红咬了一口，饼渣掉在她洗得发白的工装上，像撒了把碎星。 安杰托人打听县城的供销社岗位，“只要能调回来，哪怕站柜台也行。”她攥着对方捎来的字条，指节捏得发白，可回话总带着“再等等”。 那年秋天，许红捂着肚子找江卫民时，拖拉机厂的梧桐叶正落得满地都是，她的蓝布衫第二颗扣子松了线头，随着急促的呼吸晃悠。 厂领导把江卫民叫到办公室时，桌上的搪瓷缸子还冒着热气，“影响太坏”四个字砸在桌上，像他刚学徒时没拧紧的螺丝——直接松了整台机床的节奏。 安杰后来对着江亚菲叹气，“要是那年春天百货公司招人的时候我再跑两趟……”话没说完，江亚菲正给孩子换尿布的手顿了顿，“妈，许红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啊。” 那个年代的工厂大院里，未婚先孕像块烧红的烙铁，不仅烫在当事人身上，还会燎到车间主任的绩效考核表上——于是“除名”成了最快捷的切割方式。 没了铁饭碗的江卫民攥着介绍信站在石材厂门口，门卫大爷叼着烟打量他，“会开拖拉机？这用砂轮，不一样。”他点点头，把介绍信折了三折塞进裤兜，那天的风裹着石粉，呛得他咳了半宿。 短期看是丢了工作换了营生，长远瞧，却是时代的规训在普通人命运里刻下的一道疤——不是所有岔路都能靠“要是”挽回。 江德福那句“当时要是不让他下乡”飘在烟台的老房子里时，江卫民正对着窗外的晾衣绳发愣，绳子上挂着许红刚洗的衬衫，衣角还滴着水，像极了他当年从拖拉机厂出来时，眼里没忍住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