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报道，在公共场所不要大吵大闹，是一个人素质的表现，但是一小部分人，不但吵闹，别人劝还不听。[黑线] 火车车厢里，几位老人喝酒打牌的声音盖过了车轮声，一位乘客实在受不了，起身请他们小声些，却被几人围住。 一位大爷挥着手说，“我七十岁了，什么都不怕，”许多人感到熟悉又无奈，为什么类似场景总在上演，年龄，似乎成了某些人打破规则的底气。 公共场所的安静，不是苛求，而是共享空间的基本契约，车厢，候机厅，图书馆，这些地方人与人距离极近，声音气味都无法隔绝。 一点克制，便是对他人最基本的体贴，可现实中，提醒他人降低音量，有时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声响不是道歉，而是争执。 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并非意识不到自己在吵闹，当有人指出时，他们往往迅速进入防御状态，那句“我七十岁了什么都不怕”，表面是强硬，深处却可能是一种窘迫，自知理亏，便用年龄筑起一道墙，将规则问题模糊成“不尊重老人”的态度问题。 尊老爱幼是社会的温情，但这份温情的前提是相互的，它不该被简单兑换成“我老我有理”的单向通行证。 一个人值得尊重，是因为其行为可敬，而非单纯因为年岁增长，若因年长就自觉拥有干扰他人的特权，这实质上消耗了整个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善意。 观者的沉默也是一个因素，很多人选择忍耐，并非认同，而是预估了成本，上前劝阻可能引发冲突，对方不听，自己反而陷入尴尬甚至危险。 这种估算很现实，却也无形中让破坏规则者更加有恃无恐，那位站出来的乘客，承担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风险。 这些老人或许也并非蓄意破坏，他们可能只是将火车包厢误读成了老友聚会的客厅，把公共空间的“安静”要求，与自己熟悉的，热闹的熟人社交模式混淆了。 这种“场合感”的错位，在许多年龄层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只是当它发生在老人身上，并伴随激烈言辞时，更容易被归结为“倚老卖老”，从而触发更激烈的舆论反应。 它需要一种清晰的环境反馈机制，当越界行为出现时，周围环境能给出明确，一致，非对抗性的信号，这信号可以来自其他乘客平静的注视，也可以来自乘务人员及时的介入。 如果最初能有工作人员以服务之名温和提醒，“几位老师，声音稍小一点，免得影响其他旅客休息，也怕您几位太兴奋了身体受不了”，可能局面会不同。 有效的干预，往往是将对立的“你错我对”，转化为共同的“我们如何更好”，可以提醒喧哗者，他们的快乐聊天让其他无法休息的旅客很羡慕，但车厢空间特殊，声音传得特别远。 或者，提供一个小小的替代方案，“这边车厢连接处空间宽一点，要不您几位挪几步去那儿接着聊，”把对抗变成解决问题的协作。 一个社会的文明韧劲，恰恰体现在如何处理这些微小冲突上，它考验的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具体情境中，我们能否找到既不委屈自己，也不羞辱他人的智慧。 年龄带来阅历，这阅历更应转化为对复杂情境的洞察与分寸感，而非固化为拒绝反思的盾牌。 看得挺让人生气，仗着自己年纪大就想为所欲为。 “给这位劝阻的小哥点个赞，车厢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炕头，七十岁怎么了，七十岁就更应该懂事，给晚辈做个榜样，而不是仗着年纪胡来，年龄不是违规的挡箭牌，法律和公德面前人人平等，乘警当时应该介入，该警告警告，不能总让守规矩的人寒心。” “说真的，我挺佩服敢上去劝的，但要是我，估计就忍了，或者自己换个车厢躲远点，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用，搞不好还惹一身骚，你跟喝高了或者不讲理的人，能讲通道理吗，最后气着自己，划不来，哎，现在好多事都是‘谁横谁有理’，‘谁老谁有理’，没办法。” “这事儿不能全怪大爷个人，也有环境因素，长途火车确实无聊，以前绿皮车时代，车厢里打牌聊天也挺常见，可能他们那代人习惯了那种氛围，没意识到现在大家对安静环境的要求更高了，当然，错了就是错了，但除了指责，是不是列车服务也可以想想办法，比如在餐车或者连接处设置个临时活动区，引导一下，光靠乘客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这不只是火车上的问题，是普遍现象，广场舞高音炮扰民，公交地铁抢座骂街，景区刻字很多不文明行为，当事人被指出时都特别理直气壮，觉得别人多管闲事，‘我老了’，‘我带孩子’，‘我赶时间’都成了万能借口，核心是缺乏对‘公共’二字的敬畏，太以自我为中心了，社会教育不能只对孩子，对所有人都是进行时。” 你在公共场合遇到过怎样的困扰？又曾见过哪些巧妙化解矛盾、让人心生佩服的处理方式？ 信源：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