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那些动不动谈与国际接轨的，其实质就是叛国。”他点名北大法学院“公布境外资金的规模和去向”。   早在2004年，北大法学院就与瑞典的隆德大学瓦伦堡研究所展开合作，设立了一个名为“人权与人道法”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所有经费，全部来自瑞典方面，甚至连课程内容都要对方审批。   更关键的是，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期间培养了三百多名学生，大多进入了法律、媒体、智库等关键领域工作。   但在课程设置上，有不少人指出，它存在过度强调西方法律观念、忽视中国法律制度发展成果的问题。   这些疑问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很多参与或旁观者在多年观察之后提出的真实担忧。   这并不是孤例。在这次事件被曝光之后，有媒体跟进调查，发现国内有不少高校或研究机构，也存在类似情况。   比如某顶尖高校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接受了欧盟的资助，但研究方向却被限定在某些对方设定的主题上，甚至连研究报告也必须以英文提交，并提供给外方评审。   还有一所高校的民族学研究团队，曾因接受福特基金会资金，临时更改了研究课题，最后的研究成果也更倾向于强调少数群体的“困境”，而非国家统一的整体视角。   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已经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背后，折射出的问题非常现实——在看似正常的学术合作背后，是否存在着外部势力对我国学术方向与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影响？   如果一个项目的资金来自国外，研究主题也是对方设定的，连课程内容都要对方审批，那这样的合作，还能叫做“独立的学术”吗？   项立刚的话虽然尖锐，但不无道理。他提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希望大家重新思考，学术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应该如何把握。   我们并不是反对国际交流，而是要在交流中守住底线。   这种底线，就是我们的学术不能被外部力量牵着鼻子走，不能以“国际接轨”为幌子放弃国家立场与独立思考。   在这一点上，国外其实早就有成熟的做法。   比如美国，对NGO和高校接受境外资金的监管非常严格。只要是接受外国资助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在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俄罗斯也有类似规定，甚至对接受境外资金的机构设置了诸多法律限制。   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立法也非常明确，凡是涉及政治、公共事务等敏感领域的研究项目，一旦与外国资金有关，就必须向政府备案，并接受审查。   相较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的确还存在不少空白。   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接受境外资金时，缺乏统一的审批标准和监管流程。   一些合作项目完全由校内部门自行决定，既没有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备，也没有向社会公开透明。   久而久之，就容易滋生问题，甚至造成学术立场的偏移。   这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也反映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   对于普通人而言，也许很难理解学术研究中那些专业术语和复杂理论，但大家都能看出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一边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一边却让西方机构主导我们的法学教育内容，那到底是在为谁培养人才？    参考：项立刚怒怼:学术界喊着与国际接轨,是为自己建立门阀制度!——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