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莫言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姑娘不屑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莫言没有放弃，请媒人去提亲，结果姑娘让媒人传的话，直接影响了他一生！ 媒人从邻村回来时，粗布褂子上还沾着麦秸，站在莫言家土坯墙根下，把那句话一字一顿地砸过来，像扔出一块带着棱角的石头。 那句话很快就在村里扎了根。 晒谷场上，妇女们纳鞋底时会突然笑出声；田埂上，男人们抽烟时会用下巴指指莫言的方向；连放学的孩子，都学会了冲着他的背影喊“癞蛤蟆”。 莫言开始避开人群，把自己关在牛棚里。 牛棚里堆着半干的稻草，他就坐在稻草上，借着从棚顶破洞漏下的光看书——书页卷了边，有的还缺了角，是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 他摸着书页上模糊的字迹，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村子里，他连辩解的资格都没有。 征兵的消息传来那天，莫言揣着两个红薯就去了公社。 体检医生捏着他胳膊上的肌肉问：“为啥当兵？”他憋了半天，说：“想找个能安静看书的地方。” 穿上军装的第一个月，他把津贴全买了稿纸和墨水。 营房熄灯后，他就蹲在走廊昏暗的路灯下写，蚊子嗡嗡地围着他转，他用袖子擦把汗，笔尖在纸上继续跑——写的不是日记，是他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那个不会被嘲笑的自己。 稿子投出去，大多石沉大海。 偶尔收到退稿信，编辑用红笔写着“情节单薄”，他就把退稿信夹在书里，反复看那行字，像研究田垄里的苗情。 在部队家属院的图书室，他遇见了杜勤蓝。 她是管理员，穿着蓝色工装，正踩着梯子整理书架顶层的书。莫言踮脚想帮忙，她却笑着递下来一本《当代》：“这本你可能喜欢。”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河边。 杜勤蓝从布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剥开一个递给他：“我看了你投给《解放军文艺》的稿子，写得挺好。”莫言咬着鸡蛋，脸颊发烫，那是第一次有人说他的文字“挺好”。 结婚时，他们的新房就是部队分的一间十平米小屋。 杜勤蓝把唯一的木箱腾出来，铺上碎花布当书桌；莫言写字时，她就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纳鞋底，针穿过布的声音，成了他写作时最安稳的背景音。 有天夜里，莫言写到天亮，发现杜勤蓝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他昨晚扔掉的废稿纸。 后来他才知道，她每天都悄悄捡他扔掉的稿子，一张张理平，用线装订好。 “留着吧，”她把装订好的废稿递给他，“说不定以后有用呢。” 那些废稿，后来成了《红高粱家族》的雏形。 杜勤蓝不懂文学，却懂他写字时眼里的光。她开始提前半小时起床做早饭，让他能多写一小时；周末去市场买菜，总会绕到邮局，问问有没有他的稿费单；孩子出生后，夜里孩子哭，她就抱着在屋里来回走，从不让哭声传到书桌前。 莫言的笔尖，渐渐有了力量。 他不再写“另一个自己”，开始写他熟悉的高粱地、牛棚、还有那个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姑娘——不是怨恨，是把那些痛和委屈，熬成了故事里的盐。 《红高粱》发表那天，杜勤蓝炒了两个菜，买了一瓶二锅头。 莫言喝得微醺，指着墙上的奖状说：“你看，写字真的能让别人看见。”杜勤蓝给他夹了块肉：“不是别人看见你，是你终于看见自己了。” 多年后，莫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提到那段往事。 他说：“当年那句嘲笑，像一鞭子抽在我身上，疼，但也让我跑了起来。” 如果没有那句话呢？ 或许他还在村里种地，农闲时看看书，把故事讲给牛听；或许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笔能有那么大的力气。 但人生没有如果。 那些打不倒你的，终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就像当年被嘲笑的“癞蛤蟆”，最后用文字长出了翅膀，飞过了那片困住他的高粱地。 而那个当年递给他《当代》的姑娘，依然坐在他的书桌旁，只是现在，她在帮他整理获奖后的采访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