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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

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982年,中国2050亿,印度2000亿,依旧只差那么一丢丢。放在当时,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经济上旗鼓相当,谁也看不起谁。 当时两国的经济底色惊人地相似,都是农业占大头、工业刚起步的发展模式,人口基数都庞大到让世界瞩目,1981年中国人口近10亿,印度也有6亿多,庞大的人口既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也意味着沉重的发展压力,这种相似的起点让两国在经济总量上难分伯仲,自然也就谈不上谁服谁。 198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2312亿元,粮食总产量3.25亿吨,虽然遭遇了水旱灾害,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让农业生产稳住了基本盘。 而印度当时的农业同样是经济支柱,虽然粮食产量略低于中国,但凭借广阔的耕地和相似的种植结构,农业对GDP的贡献占比和中国不相上下。 中国在1981年工业总产值5178亿元,钢产量3560万吨,发电量3093亿度,虽然重工业在调整中有所回落,但轻工业保持了较高增长,纱、布、电视机等日用消费品产量稳步提升。 印度的工业则以纺织业为核心,贡献了60%的工业出口,虽然钢产量和发电量不如中国,但凭借纺织业的规模和少量重工业基础,工业增加值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明显,这种工业农业齐头并进但都不算发达的状态,让两国的经济总量始终咬得很紧。 当时两国的改革几乎同时起步,却走着截然不同但效果相近的路子,更让这种旗鼓相当的局面多了几分戏剧性。 中国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1980年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刚开始只是小范围的试点探索,外资还在观望,特区的经济效应尚未完全释放,国内的工业改革也处于调整阶段,重工业压缩产能,轻工业逐步发力,整体增长速度保持在5%左右。 印度则在1980年推出“二十点计划”,主打农业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听起来蓝图宏伟,但土地私有制让农业补贴难以落到普通农民手中,官僚体系的低效又让基建项目推进缓慢,增长速度也徘徊在6%上下,这种“你在试点探索,我在计划推进”的状态,导致两国的经济增量始终处于同一水平,GDP差距始终拉不开。 基础设施的落后更是让两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谁也没资本嘲笑谁。1980年代初的中国,除了少数几条国道,大部分地区还是泥土路,货物运输主要靠铁路,而铁路运力紧张,春运难的问题已经初现。 印度的情况更是糟糕,主要城市间的道路雨季泥泞不堪,火车不仅晚点是常态,甚至出现过乘客下车推火车的荒诞场景,1988年加尔各答还发生过持续两天的全城停电,工厂停摆、生活倒退。 即便当时印度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中印两国在经济层面仍处于旗鼓相当的状态,核心原因在于双方的发展路径选择截然不同: 中国觉得自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有了干劲,特区试点能闯出一条新路,印度则坚信自己的混合经济模式更稳妥,纺织业和农业的基础更扎实,这种各自为政、互相瞧不上的心态,恰恰是当时两国经济旗鼓相当的真实写照。 198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735亿元人民币,贸易差额为零,出口以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印度的对外贸易规模也不相上下,同样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外汇储备都少得可怜,这种对外经济的相似处境,让两国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同一竞争层面,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旗鼓相当的局面。 说到底,1980年代初的中印GDP持平,本质上是两个发展中大国在相似的历史阶段、相似的经济结构、相似的发展困境下的必然结果,都还没找到真正能撬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钥匙,都在摸索中前行,都觉得自己的路子比对方靠谱。 这种实力上的不相上下和心态上的互不服气,让当时的亚洲经济版图上,出现了这对既相似又对立的“双雄”局面, 而这种局面的背后,是两国各自的发展积淀和当时难以突破的发展瓶颈,也为后来的发展分野埋下了伏笔,但在1981和1982那两年,它们确实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也没比谁强多少,谁也看不起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