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0岁的云南女子陶静，就成了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执行死刑之前，哥哥苦苦哀求道：“只要你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你就可以成功活下去，这件事情你也是受害者。”结果她宁愿死，也不愿意把那个人的身份透露出来，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陶静于1971年出生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均为林场职工，生活条件一般。她从小目睹父亲多次外遇，导致家庭氛围紧张。父亲与邻居妇女发生关系后，曾被母亲原谅，但两年后又与小卖部女子纠缠，最终母亲提起离婚诉讼。离婚后，陶静跟随母亲生活，哥哥则随父亲。她母亲工作繁重，后因腰部工伤丧失劳动能力，只能靠微薄退休金维持。陶静从小性格独立，初中时成绩位列班级前五，但高中期间因与男同学早恋，学习下滑。男友考上广州一所三流大学，她高考落榜后偷偷前往广州投奔，却遭男友抛弃，指责她毁了其前程。她返回云南，不愿复读，转而到瑞丽市一家发廊做洗头工。月薪仅百余元，她凭借外貌吸引客人，但拒绝不当纠缠。发廊环境简单，她每天重复洗头动作，双手长期浸泡水中。 陶静在发廊工作期间，遇到一名20多岁男子杨博。他皮肤黝黑，身材瘦高，自称缅甸掸邦华侨，曾在军队担任排长。杨博每月光顾发廊，点名让她服务。一次，一名醉酒中年男子对她动手动脚，杨博上前驱赶。此后，杨博开始追求她，送花、首饰，并每天骑摩托接送。她起初犹豫，但很快接受，两人同居。杨博租房让她居住，阻止她继续工作，提供奢侈生活，包括外出就餐、跳舞、唱歌和昂贵衣物。他出手阔绰，常给百元大钞。她相信杨博深爱自己，甚至考虑结婚。但杨博行踪神秘，从不长期停留瑞丽，后承认从事海洛因贩卖，货物来自缅甸木姐县，那里是毒品主要产地。陶静得知后震惊，试图分手，并发现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为避孕，她安装金属宫内节育环。流产后，她短暂回家休养，母亲照顾她，但家庭贫困加剧她的负担。 杨博多次联系陶静，承诺赚够钱后金盆洗手，并照顾其母亲。她在情感与经济压力下和好。杨博诱导她参与贩毒，称只需运送一次，就能获巨款买房、购车、开店。他保证安全，提供假身份证和银行户头。1991年，他们前往缅甸木姐县，杨博交给她200克高纯度海洛因，用避孕套包装。她将毒品藏入阴道，这种方式在90年代边境女性贩毒中常见，因检查相对宽松。她独自乘长途汽车进入中国境内，未遇盘查，抵达昆明后入住廉价旅馆。次日中午，她按指示前往昆明市儿童医院附近小巷，等待戴白色运动帽、持黑皮包的接头人。杨博许诺每次运送后寄2000元给其母亲，若出事每年补偿1万元。她首次涉案，无前科，但毒品数量超过50克法定死刑标准。 陶静在交货地点等候时，一名瘦高男子接近，确认身份后取走手提包。她被当场抓获，原来该男子是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王队长，下家早已落网，此为诱捕行动。警方确认包内200克海洛因纯度达99.99%。她被押至公安局审讯室，王队长与一名女民警参与询问。警方指出她系初犯、非主犯，可通过交代上家立功获宽大处理，可能改判死缓或无期徒刑。女民警强调其年轻、无婚无子，合作可保命。但陶静全程拒绝开口，仅承认姓名、年龄和首次犯罪事实。她被关入昆明市看守所，戴脚镣，表明已视为死刑犯。牢房内其他女囚多为贩毒犯，她们劝说交代可减轻罪责，但她坚持沉默。警方调查其背景，发现家庭破碎和情感经历，但她未透露杨博姓名、住址或细节。 一审法院迅速下达判决书，以贩运毒品数量巨大、拒不交代同伙、无立功表现为由，判处死刑。90年代初，二审多为书面审理，未开庭，维持原判。判决后，她转入死刑犯号子，戴手铐脚镣，与其他四名女死刑犯关押。她无法自理生活，狱友帮忙。行刑前一天，警方最后询问，她提出两个要求：取出体内金属避孕环，按当地风俗避免死后不安；见母亲一面。狱方批准，医生进行取出手术，并允许母亲送新衣和食物。她见到母亲、哥哥和多年未见的父亲。哥哥身高一米八，曾多年不联系，此次跪求她交代杨博姓名，称可免死。她拒绝，仅嘱咐家人照顾母亲。公判大会于1991年10月26日举行，四名死刑犯出席，她与家人拥抱痛哭。大会后，她被押回德宏州执行枪决。 执行当日，陶静年仅20岁。她未喊冤或求饶，保持沉默。杨博作为上线，继续逍遥法外，未履行寄钱承诺。陶静母亲在女儿死后几年因病去世，家人从此闭口不提此事。警方加强边境检查，但杨博下落不明。陶静案反映90年代云南毒品渗透严重，边境小镇如瑞丽成为中转地。许多年轻女性因经济困境或情感操控卷入贩毒，常以体内藏毒方式运输。警方数据显示，当时海洛因从缅甸流入，价格翻倍，贩毒网络利用亲情和承诺招募新人。陶静无前科，却因首次运输即遭重判，凸显禁毒政策严苛。她的沉默保护了杨博，但也断送自身机会。类似案件中，多数人选择交代获减刑，她的选择成为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