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十二帝，乾隆恐怕是最遭后世痛恨的。 你知道，谁批判乾隆，最尖锐、最彻底？ 在老黑看来，孟森是“乾隆批判第一人”。 在孟森眼中，乾隆不过是“享尽太平之荣，而启亡国之渐”的败家子，他那句“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堪称对乾隆朝最辛辣的盖棺定论。 昨天，老黑写了一篇揭露乾隆朝文字狱的文章，意犹未尽，今天借孟森大师之口，再来一文，让大家看清所谓“十全老人”背后，是怎样的独裁、奢靡与昏聩，而这一切，都为晚清的百年国耻埋下了祸根。 乾隆最遭孟森痛斥的，莫过于其“袭世宗之酷，而又加甚焉”的文字狱。 如果说雍正的文字狱还带着几分政治斗争的功利性，乾隆的文网则纯粹是为了钳制思想、彰显独裁，对此感兴趣的可以看老黑昨天的文章。 关于乾隆朝文字狱，孟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在这种高压下，“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知识分子避谈国事，埋首故纸堆，看似经学大昌，实则士气衰微，“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这正是乾隆朝盛极而衰的第一重隐忧。 乾隆六下江南，也是孟森痛批的地方。 孟森说，“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不同焉”，康熙南巡尚以治河为要，乾隆则纯粹是“享太平之荣”的奢靡之旅。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每次南巡，随行人员达两三千人，征用船只千余艘、马匹五千多匹，沿途修建三十余座行宫，仅官方统计总花费就达两千万两白银，相当于两次平边患的军费，远超《南京条约》的赔款数额 。 而这还只是明账，各级官员借接驾之名巧立名目，勒索百姓，实际耗费更是十倍于此。 孟森嘲讽这种“名为巡幸，实为敛财”的行径，正是乾隆“盈满骄侈”的直接体现。南巡途中，乾隆所到之处，官员争相献宝，连卫队的猎犬都要食珍馐，百姓庄稼被踩平却无半分补贴，只能叩谢“皇恩浩荡”。 这种无度挥霍，不仅掏空了国库，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就连乾隆自己晚年也不得不亲口忏悔：“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孟森对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更是嗤之以鼻，直言其“铺张极盛，而衰相早伏其中”。 所谓“十全武功”，多半是穷兵黩武的虚妄之举，其中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尤为典型。这场始于乾隆十二年的战争，面对的不过是“地不逾五百里，人未满三百万”的藏族土司，清军却前后耗时二十九年，调集二十五个省十万兵力，损亡三万余人，耗银上亿两——这相当于乾隆朝两年的国库总收入 。 孟森指出，乾隆此举“非为拓土开疆，实为逞一己之欲”，土司的抵抗本是对“改土归流”政策的抵触，却被乾隆上升为“叛乱”，最终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勉强平定，所谓“武功”不过是“涂人肝脑以自为功”。 更可笑的是征缅甸、征安南之战，清军皆以惨败告终，却被乾隆强行粉饰为“胜利”，纳入“十全武功”之列。 孟森分析说，乾隆的这些战争“私厚旗人，于边计亦闭塞无远虑”，不仅耗尽国力，更让军队养成虚冒战功、克扣军饷的恶习，到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军早已不堪一击。 而乾隆对功臣的刻薄寡恩，更让人心涣散，兆惠等将领虽立下战功，却动辄被斥责问罪，反观和珅这样的佞臣，却因善于揣摩上意而平步青云，这种赏罚不明，简直昏聩无语。 和珅专权二十年，这一点被孟森视为“清代中衰之关键”。 在乾隆的宠信下，和珅从三等侍卫一路升至军机大臣、大学士，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培植党羽、结党营私，其弟和琳仅凭兄长关系便官至四川总督，亲信苏陵阿更是从内阁中书一跃成为两江总督 。 孟森痛斥乾隆“偏私刻薄，御下以术”，而和珅的专权正是这种统治术的产物——乾隆明知和珅贪腐，却纵容其敛财，实则将和珅当作“聚敛之器”，既满足自己的奢靡需求，又可在必要时将其抛出以平民愤。 最让孟森扼腕的，是乾隆闭关锁国的短视，他直言这一政策“使中国错失与世界接轨之良机，后世百年国耻，实源于此”。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带来了英国最先进的蒸汽机、火炮等科技成果，希望与清朝通商，却被乾隆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断然拒绝。 孟森批判乾隆“无远虑之智，有盈满之骄”，这种闭关锁国，不仅让中国错失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更让清朝在科技、军事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几十年后，当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时，乾隆当年的傲慢，便化作了晚清的血泪与屈辱。 孟森的批判，从来不止于乾隆个人，而是直指其独裁统治对制度的破坏。 他指出，乾隆打破了康熙、雍正以来的权力制衡，将军机处变成纯粹的“皇帝秘书班子”，朝政全凭个人喜怒，“予智自雄，视朝士皆出其下”。 乾隆统治六十年，看似是清朝的巅峰，实则是“日中则昃”的转折点，文字狱摧残了思想，南巡耗尽了民力，武功虚耗了国力，腐败蛀空了根基，闭关锁国隔绝了世界。 终了，孟森发出的“呜呼”之叹，正是对这个虚假盛世最尖锐的抨击——当一个王朝的繁荣建立在独裁、残暴、奢靡与短视之上，其崩塌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