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的间谍，不偷你的情报，也不策反你的人；人家直接在你家里，帮你“立规矩”！   卢麒元教授提议：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应该政审，每次参与都要重新政审一次，亲友及本人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   就像上世纪90年代，有些行业开放时，相关规则里加了句“优先采用国际标准”。当时大家觉得挺好，跟国际接轨嘛，可十几年后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全是欧美说了算。咱们跟着跑了半天，最后却在关键领域处处受制。   就拿手动扭矩工具这个细分领域来说，有个叫ISO 6789的国际标准，从1993年开始修订的主导权就一直攥在欧美国家手里。   咱们国内企业刚开始生产这类工具，只能乖乖照着人家定的标准来，哪怕有些规定根本不符合国内生产线的实际情况，也没资格提意见。   比如之前标准里没考虑机械数显扳手的分类，可咱们国家早就因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了全球机械数显扳手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大量生产数据证明这种扳手的重要性，却因为标准里没相关规范，出口时总被挑刺。   更让人无奈的是欧美国家还会借着标准制定的权力给自己谋便利。原来的ISO 6789标准里，要求对每个扭矩扳手进行144次检测，这对生产模式和欧美不同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凭空增加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   反观他们自己，因为产业仍以传统机械扳手为主，这个检测次数对其影响并不大。这种明显偏向性的标准，本质上就是用规则给咱们的企业设置障碍，而咱们早期因为没参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   类似的情况在通信行业早期也同样存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通信制造业开始崛起，想要进军国际市场就必须符合国际电信联盟的相关标准。可当时的国际通信标准几乎全由欧美国家主导，咱们连提交完整标准提案的经验都没有。   直到1998年，我国才第一次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这个3G标准提案，过程中还遭遇了日本等国的恶意阻挠，日本曾试图在我国分配给3G业务的频率上发展卫星广播业务，好在我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才没让其得逞。   这就是卢麒元教授为啥会提出那个提议的核心原因，最狠的间谍从来都不是偷偷摸摸搞情报、策反人员那套，而是光明正大地钻进你的规则制定体系里，帮你定下看似合理、实则处处受限的规矩。   上世纪90年代那些“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制定时可能确实没多少坏心眼，但因为参与制定的人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没考虑到背后的大国博弈，导致咱们在后续十几年里吃了不少亏。   随着国内产业实力的提升，咱们才慢慢有能力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就像在ISO 6789标准最新修订中，我国企业带着充足的科学检测数据组团参与，不仅推动新增了机械数显扳手分类，还说服国际专家将检测次数从144次降到72次，更把咱们重视的扭矩角度检测方式纳入了标准。   通信行业里，咱们的TD-SCDMA也成功成为国际3G标准之一，后续还演进到TD-LTE，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这些转变恰恰说明，规则制定权有多重要，谁能定下规矩，谁就能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卢麒元教授提出参与提议和立法的人需要每次重新政审，要求亲友及本人不能有国外背景或违法记录，本质上就是想守住规则制定的第一道防线。毕竟这些人制定的每一条规则，都直接关系到国家产业安全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如果参与制定规则的人有国外背景，很可能在制定政策时不自觉地偏向外部利益，就像上世纪90年代咱们被动接受欧美主导的国际标准一样，再次陷入被别人“立规矩”的被动局面。   现在国际竞争早就不只是产品和技术的比拼，更是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美国等西方国家频繁用技术封锁、单边关税等手段打压我国企业，本质上也是想通过掌控规则来限制我们的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守住国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卢麒元教授的提议，正是提醒我们要警惕规则制定中的外部渗透，只有把定规矩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才能避免再次出现“别人帮我们立规矩，我们被动买单”的情况，这也是保障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