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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

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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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四月,黄土高原的风沙还没停歇,一位身形瘦高、鬓角花白的外国人,带着满身尘土走进了延安城。

他叫诺尔曼·白求恩,从太平洋彼岸的加拿大来到这里,路上走了将近三个月。

眼前的延安和他之前见过的中国城市很不一样。

这里没有高大的楼房,只有一排排窑洞,人们的衣服上打着补丁,但每个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走路带着一股劲头。

到延安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被请到一孔窑洞里。

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了。

窑洞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几张旧椅子,桌子上点着煤油灯。

白求恩一进门,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那是他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

他把党证递过去,说自己是来报到的。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咱们是一家人,路上辛苦了。

那晚他们聊了很久。

煤油灯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晃一晃的。

白求恩说到前线的医疗条件,说到他在西班牙战场见过的伤员,说到如果能及时救治,多少年轻的生命可以保住。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几笔。

最后毛泽东说,那就请你来帮我们建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吧。

走出窑洞时,天都快亮了,但白求恩觉得浑身是劲。

可是事情没那么顺利。

过了几天,八路军卫生部的领导找白求恩开会,商量给他安排什么工作。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

你年纪不小了,又是外国专家,留在延安,在卫生学校当老师最合适。

前线太苦,也太危险。

白求恩一听就急了。

他站起来,手按在桌子上说:

“如果我是来享福的,为什么要离开加拿大?我在那里有别墅,有汽车,有体面的工作。我跑到中国来,是为了上前线救伤员的!”

他说得很激动,花白的头发都在颤动。

领导还想再劝,白求恩直接打断了:

“每分钟都有伤员在流血,在死去。让我去前线,现在就去。”

看他态度这么坚决,领导只好同意。

没过多久,白求恩就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带着一支刚刚组建的医疗队,渡过黄河,向晋察冀抗日前线出发了。

前线的条件比想象中还要差。

所谓医院,经常就是在破庙或者老乡家里,用门板搭成手术台,消毒用的锅是从村里借来的铁锅,纱布洗了又洗,用到发黄。

最缺的是药品,尤其是麻醉药,每次用都要精打细算。

但白求恩有办法。

他设计了一种用骡马驮的箱子,里面分层放着手术器械和药品,打开就能当手术台,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马背医院”。

他还组织起志愿输血队,教会战士们互相输血,救活了很多因为失血过多眼看就不行的伤员。

白求恩工作起来不要命。

有一次战斗打得很激烈,伤员一个接一个抬下来。

他在临时手术室里连续干了四十多个小时,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就靠在墙上歇几分钟,喝口水,又回到手术台前。

身边的年轻护士都熬不住,轮班去休息,可他一直撑着。

他说,也许我多做一台手术,就能多救回一个战士,这个战士好了,还能回到部队去打鬼子。

除了自己做手术,白求恩花了很多心思教中国医护人员。

他亲手画解剖图,编写简易的医疗手册,手把手地教年轻医生做手术。

他常说,我一个人能救的人有限,但要是教会十个人、一百个人,那就能救成千上万的人。

在五台山,他办了一个“模范医院”,其实就是几间土房子,但这里成了培训战地医生的课堂。

1939年秋天,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战斗越来越频繁,伤员也越来越多。

十月底,白求恩在一次手术中,手指不小心被手术刀划破了。

当时没太在意,简单包扎了一下就继续工作。

几天后,他在抢救一个头部受伤的战士时,伤口感染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有效的抗生素,感染很快变得严重起来。

同志们看他发高烧,劝他休息,可他坚持要给最后一个伤员做完手术。

等他从手术台下来时,路都快走不稳了。

大家用担架抬着他往后方转移,可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11月12日那个清晨,在河北唐县一个叫黄石口的小山村里,白求恩永远闭上了眼睛。

那年他四十九岁。

消息传到延安,很多人都哭了。

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中国,白求恩这个名字,已经成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的代名词。

他当年拼命要去的那个前线,他救治过的那些战士,他培训过的那些学生,都记住了这个从万里之外来的外国医生。

他留下的不只是几件医疗器械,更是一种信念:

无论来自哪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人可以超越国籍、种族的界限,做出最无私的奉献。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永做白求恩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