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8岁的乐韵纵身一跃，从13楼窗台跳了下来。临死之前，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谩骂：你白瞎了这么漂亮的脸蛋。连个大款都没傍上，活着干什么呀？母亲的冷漠，让乐韵彻底心寒。 1967年，乐韵出生在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父亲从未在她的记忆里出现过。幼年时她曾问过一句为什么自己没有爸爸，换来的却是一巴掌，从那以后，关于父亲的问题便成了家里的禁忌。 母亲脾气暴烈却极懂算计，在吼骂和冷脸之间，把这个女孩塑造成一个没有主见、只会顺从的大玩偶。只要敢说不，接下来几天就是鸡飞狗跳，于是她学会了收起自我，只求让母亲满意。 母亲最舍得花的，是砸在女儿身上的钱。舞蹈、音乐、礼仪、表演，一项项报班在外人看来是栽培，在她看来更像精心布置的一盘生意。 乐韵确实长得出挑，上镜格外好看，背脊挺直站在练功房里时，母亲眼里几乎已经映出未来铺满钞票的红地毯。 十六岁，她在电影《大桥下面》中饰演一个小角色，惊鸿一瞥却让不少人记住了这张脸，接戏的机会接连而来。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十七岁那次进《红楼梦》剧组。导演不看资历，只看长相和气质，她得天独厚，一度被考虑出演王熙凤。 正当她在书香和灯光中摸索角色时，香港演员罗烈闯入了她的生活。 这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在圈里摸爬滚打多年，来内地拍片时对她一见倾心，礼物送上门，话说得天花乱坠，还许诺只要跟他去香港发展，资源唾手可得。 在事业机会与情感甜言之间，她犹豫不决，母亲却一句话掐断了她的迟疑。在母亲眼里，《红楼梦》不过是虚名，跟着罗烈去香港，才是“实打实的好处”。经不住一老一少的合力劝说，她放弃了剧组，登上南下的车。 初到香港，她被安置在别墅里，以为那就是梦想中的新生活。罗烈温柔体贴，出手大方，她渐渐沉溺在被人捧在掌心的幻觉里。 可时间久了，她发现自己既不是太太，也不是独立的演员，只是一个被藏起来的女人。她想起当初的承诺，提出要出去演戏，却在试镜时因为不谙粤语频频碰壁，最后只在他的安排下拿到些小角色，这和当年被母亲挑肥拣瘦错过一批又一批机会何其相似。 压力并不只来自片场。上海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母亲张口就要钱，理由永远是弟弟在国外念书需要支持，还不忘强调她肩上的“家庭责任”。 有一次她忍不住反问，自己究竟是女儿还是摇钱树，电话那头稍稍软下来，却仍旧劝她再多撑几年，等弟弟成了器，全家就能翻身。 她不敢说自己在香港已风光不再，更不敢承认自己不过是别人婚姻之外的影子，于是只好更加紧地抓住罗烈。 纸终究包不住火，罗烈早有妻室的事实，最终随着一次上门的“捉奸”撕开。那天，原配闯入别墅，劈头盖脸骂她插足别人家庭，她一时气急也回骂对方，场面一度失控。等罗烈赶到，站队却毫无悬念，他选择了要维护的那个家，把她干脆利落地赶了出去。 从别墅搬到逼仄的小房间，她的世界骤然塌陷。曾经的“明星投资项目”瞬间沦为被圈内人指指点点的小三，她开始接一些低俗作品，只为付房租和生活费。 偏偏这个时候，母亲又出现了。她原以为母亲是来心疼她的，迎来的却是一串更尖锐的指责，怪她没好好利用这张脸，没傍上真正的大款，白白浪费了这些年的“培养”。那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她心上，让她终于看清，自己在这个家里从来只是工具，而非被爱的孩子。 1995年的某个早晨，上海的春光依旧明媚，街上车流不息，她却在高楼的窗台上，把这一生从头到尾回放了一遍。 从不敢问起的父亲，到被安排好的人生；从红楼梦剧组的光亮，到香港别墅里摇摇欲坠的温柔乡；从“摇钱树”到“第三者”，她几乎从未为自己做过一次真正的决定。 最终，她迈出那一步，身子在空中坠落，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旁人只看到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却不知道那一刻，她也许第一次感到轻松。 这是她短短二十八年里，唯一一次不用听母亲、也不用看任何男人脸色的选择。只是这份来得太迟的自由，换来的是永远的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