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在齐齐哈尔有几名落单的日本兵，见大势已去，担心被俘，于是在附近的村庄东躲西藏，一路流窜到了嫩江东岸的三家子村。 他们蜷缩在村边废弃窝棚的草堆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锣鼓声——那是村民在庆祝胜利，每一声都像锤子敲在紧绷的神经上，裤腿上还沾着嫩江滩的泥，混着汗臭味，在闷热的 August 里发酵。 几天后，村西头的王老汉在自家院门口撞见个“讨饭人”。那人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脸色蜡黄，弯腰时露出的手腕上，却有一圈明显的白痕——那是长期戴军表留下的印记，像一道苍白的枷锁。 “老……老乡……行行好……给点吃地吧……”含糊的声音里，“的”字被生硬地发成“地”，像被砂纸磨过的玻璃，刮得人耳朵疼。 王老汉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东北话，也不是关内逃难来的口音，倒像是那些年用刺刀逼着孩子学“满洲话”的日本兵——他们总把助词念得格外别扭，像舌头下藏着石子，吐字时带着金属摩擦的冷硬。 为什么一个讨饭人会有这样的口音？王老汉不动声色地递过一块窝头，眼睛却扫过对方藏在袖管里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有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不是握锄头的手，掌心没有厚茧，只有硬邦邦的茧子，像小石子硌在皮肤下。 这一幕，让他想起三天前邻居张老太说的事。那天张老太在灶台上晾玉米饼，转身功夫少了一张，灶膛边的生石灰袋子却歪在地上，洒了一小撮白末，像谁不小心碰倒的。 “准是那些躲着的鬼子兵。”张老太当时啐了一口，往灶台上又摆了碗刚蒸好的高粱饭，碗沿还沾着几粒米——她特意没擦，就像给自家男人留饭那样自然，只是手指捏着碗沿时，指节泛白，像要把碗捏碎。 后来才知道，那碗饭里，张老太悄悄拌了半把生石灰。她男人1938年被抓去当劳工，再也没回来，坟头在嫩江西岸的乱葬岗，草都长了三尺高，去年清明她去烧纸，火镰打了三次才点着，纸灰被风吹到江里，打着旋儿漂向对岸。 几个日本兵果然又摸来了。他们饿疯了，端起碗就往嘴里扒，烫得直吸气也顾不上，米粒粘在嘴角，像没擦干净的血。没等走出院门，肚子就像被塞进了烧红的烙铁，疼得在地上打滚，吐出来的饭里，混着白色的粉末，像撒了把雪。 中毒后的日本兵彻底垮了。他们躲在窝棚里，听着村里的锣鼓声越来越近，像催命的鼓点，每一声都震得太阳穴突突跳。最年轻的那个实在撑不住，趁着夜色溜出来讨饭——他以为换上百姓衣服，就能蒙混过关，却忘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对侵略者的气味比狗还灵。 却忘了，这片黑土地上的人，对侵略者的声音太熟悉了。从“九一八”那年开始，他们听够了这种带着刺刀味的口音，看够了这种躲躲闪闪又藏着狠劲的眼神。就算脱了军装，那股子欺压人的戾气，早刻在了骨子里，像老树皮上的疤，怎么也磨不掉。 王老汉悄悄叫来民兵队长。十几个拿着红缨枪的汉子围了窝棚，没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个蜷在草堆里的日本兵拖了出来。他们身上除了半包“旭日”牌香烟，还有把磨得锃亮的匕首——刀鞘上刻着“武运长久”，字都快磨平了，像被岁月啃过的骨头。 有人问张老太，就不怕把人毒死偿命？她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脚扎得又密又紧，线在布上勒出深深的印子：“他们在东北杀了多少人？我这碗饭，是替那些没回来的男人、没长大的娃讨的债，债还清了，心才安。” 后来才知道，当时嫩江两岸这样的事不少？日本投降后，散落在乡村的残兵有两百多个，多半不是被军队抓住的，而是栽在老百姓手里——有人被铡刀铡了马腿，在雪地里爬着哭；有人掉进村民挖的陷阱，里面插着削尖的木棍；还有人喝了掺了巴豆的井水，蹲在茅房里站不起来。 这些老百姓没扛过枪，没上过战场，却用最土的办法，给这场十四年的战争画了个句号。他们或许不识字，不懂什么叫“民族大义”，但他们知道：谁是仇人，谁是亲人；什么是奴役，什么是活着，活着就不能让豺狼再闯进家门。 现在的三家子村，嫩江水还是那么清，岸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风吹过，叶子“哗啦啦”响，像无数人在说话。只是老人们讲起当年的事，总会指着村东头那棵老榆树说：“那底下，埋过鬼子的匕首。” 风吹过树叶，沙沙响，像有人在说：别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