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南海。一场关乎国运的极限深潜试验刚刚结束，“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顺道回了趟阔别30年的广东老家。谁知，当他站在95岁的老母亲面前时，满头白发的老人望着他，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黄旭华再也绷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儿子，为何会整整30年不回家？一个母亲，又为何在重逢时相对无言，只有泪千行？   故事，要从1958年的一个夏天说起。当时，黄旭华正在上海的单位里埋头工作，一纸来自北京的调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调令上没写具体任务，只强调两个字：绝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自己被选中参与一个代号“09工程”的项目。会上，聂荣臻元帅亲自坐镇，传达了最高指示。   毛主席撂下了一句狠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就是这句话，让黄旭华热血沸腾。他当场表态，愿意为此奉献一生。   从那一刻起，黄旭华这个名字，连同他的身份、家庭、亲情，一同被锁进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档案里。   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个身份：09工程的技术人员。   可问题来了，造核潜艇，谈何容易？   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别说图纸资料，就连核潜艇长什么样，都没几个人见过。   怎么办？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黄旭华和同事们，竟然是靠着一个从美国买回来的核潜艇玩具模型，开始了逆向研究。   没错，你没听错，一个国家的核潜艇，最初的参考物，竟然只是一个玩具。   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成千上万个核心数据，全靠双手一点一点算出来。   试验期间，光是演算用的草稿纸，就堆满了整整三卡车。   在技术路线上，黄旭华更是大胆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   放弃常规的“仿制-改进-自研”三步走，直接一步到位，研制当时最先进的水滴线型核潜艇。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就是凭着这股子疯劲，他们硬是攻克了包括核反应堆小型化在内的七项核心技术。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最大的困难只是技术。   其实没那么简单。对于黄旭华个人而言，真正的煎熬，是与家庭的彻底“失联”。   他不能回家，不能通信，甚至不能透露自己在哪、在干什么。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   30年里，他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   1966年，噩耗传来，父亲病危去世。   远方的黄旭华收到消息时，只能朝着老家的方向，默默地鞠了三个躬，泪水混着悔恨，无声地流淌。他没能回去奔丧，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而他的妻子李世英，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独自拉扯着三个女儿长大。   那么，他的母亲呢？难道这位老人就没有任何怨言吗？实际上，老母亲早就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猜到了什么。   1987年，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月刊》上，里面提到了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和一些工作细节。   黄旭华的家人看到后，立刻意识到，这个隐姓埋名的大英雄，就是他们失踪多年的亲人。   老母亲得知后，没有激动，也没有抱怨，只是平静地对其他子女说：“要谅解，他肯定是在为国家做大事。”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理解，支撑着黄旭华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时间很快来到了1988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即将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风险极高。   1963年，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深潜时沉没，艇上129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试验前，艇员们的心理压力巨大，甚至有人给家里写好了遗书。   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拿到第一手的极限数据，黄旭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要亲自下潜！   要知道，他当时已经64岁了，是这次试验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这在世界核潜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   他说：“我不仅要对这艘艇负责，更要对艇上100多位同志的生命负责。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去！”   随着深度计的指针一米一米地向下移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当潜艇最终稳稳地停在极限深度300米时，艇内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黄旭华镇定自若，他拿起笔，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试验成功返航后，黄旭华终于获准回家探亲。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30年的思念、愧疚、骄傲与心疼，全都汇集在了母子重逢的泪水里。   母亲的沉默，不是责备，而是因为情感过于汹涌，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许久之后，老母亲终于拉着儿子的手，说出了那句让黄旭华记了一辈子的话：“你做得对，国家的事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