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高举“全民所有制”大旗，宣称工厂、土地、资源皆属人民——可人民却连一块面包都需排队数小时。   所谓“集体所有”，实为官僚集团的隐形私产。   统一社会党（SED）干部掌控国营企业、分配住房、决定谁可出国，权力不靠选票，而靠忠诚与告密维系。   百姓名义上是“主人”，现实中却是被严密管理的生产单元与消费配额。   东德成立初期，全民所有制被确立为核心经济制度。   政府通过立法将私营企业、土地资源逐步收归国有，宣称此举能消除剥削，让财富惠及全体人民。   宣传机器持续输出“集体繁荣”的愿景，将全民所有制塑造成国家发展的唯一正确路径。   但制度落地后，权力很快向统一社会党内部集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官僚管控体系。   各级干部掌握着国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从生产计划制定到物资调配，均由官僚体系层层审批。   普通工人没有生产自主权，只能被动按照指令完成劳动任务，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也完全由上级掌控。   住房分配领域更能体现权力的不平等。   东德长期面临住房短缺问题，普通家庭往往需要等待数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分到一套狭小的公寓。   而统一社会党干部却能优先获得宽敞的住房，部分高级干部甚至配有专属别墅、度假屋，还能享受免费的维修与服务。   出国权限的管控则进一步划分了社会阶层。   普通民众几乎没有自由出国的可能，只有极少数对政权绝对忠诚、或为国家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才能获得有限的出国审批。   反观官僚阶层，却能以“公务考察”“友好交流”等名义频繁出国，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资与文化。   这种权力的维系，并非依靠民选授权，而是建立在严密的忠诚体系与告密网络之上。   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网络，线人遍布工厂、学校、社区甚至家庭内部。   任何对政权的不满言论、甚至私人场合的抱怨，都可能被举报给当局。   对政权的忠诚成为晋升、获得资源的唯一标准，不少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主动向当局表忠心，甚至参与告密。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属性逐渐异化，资源实际流向了官僚集团与忠诚者群体。   国营企业的产品优先供应官僚阶层与出口创汇，普通民众的日常需求却被长期忽视。   食品、衣物、日用品等基本消费品均实行配额供应，民众需要凭票购买，且经常面临断供。   清晨的街头，总能看到长长的排队队伍，有人为了一块面包排数小时，有人为了一瓶酱油四处奔波。   与物资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僚阶层的特殊待遇。   他们可以通过专属商店购买到西方进口的食品、化妆品、家电等奢侈品，这些商品对普通民众而言遥不可及。   这种阶层分化，让“全民所有”的口号变得愈发空洞。   经济体制的僵化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困境。   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粗糙，生产计划与民众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不少工厂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产量指标，不惜牺牲产品质量，大量不合格产品被生产出来，却无法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   同时，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重工业与军事工业，进一步挤压了民生领域的投入。   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虽然名义上免费，但资源分配不均，优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与官僚阶层聚集区。   普通民众看病需要长时间排队，优质药品与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更是匮乏，孩子们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   这种全方位的管控，让不少民众感到压抑，对体制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   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不少东德民众尝试各种方式前往西德。   有人通过边境偷渡，有人伪装成外交人员，有人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   尽管东德政府加强了边境管控，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民众的出逃潮始终没有停止。   出逃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与专业技术人才，这进一步加剧了东德的经济困境，形成了恶性循环。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东德政府也曾尝试进行改革，但改革措施始终未能触及体制的核心弊端。   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抵制任何可能削弱其权力的改革，改革最终流于形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德与西德的差距越来越大。   西德的经济繁荣、物资丰富与东德的物资短缺、生活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动摇了民众对东德体制的信心。   1989年，东德的社会矛盾彻底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席卷全国。   民众要求自由、民主与更好的生活条件，对官僚体制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面对汹涌的民意，东德政府无力回天，不得不放宽边境管控。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无数东德民众涌入西德，感受久违的自由与丰富的物资。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德体制的崩溃。   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西德，两德实现统一。 信源：苏共给了血的教训:公有制一旦变官有,离亡党不远-沂蒙山上一匹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