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日本最早的间谍组织玄洋社早在1884年就开始向中国派遣浪人，这些人打着经商、游历的幌子，实则四处打探情报，后来更是联合日本军方成立了专门的间谍培训机构和情报机构。 188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潜入中国，在汉口建立了以药店为掩护的乐善堂，表面上卖着“精奇眼药水”，背地里却在培养间谍、收集情报，甚至把分支机构开到了四川、新疆等偏远地区。 这些间谍要么剃发留辫扮成中国人，要么伪装成商人、医生、学者，他们的足迹遍布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小到乡镇的水井位置、农作物产量，大到清军的军营布局、武器装备，都被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总成两千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成了日军侵华的“百科全书”。 最让人咋舌的是他们情报收集的细致程度，高志凯教授说的知道北洋舰队每日伙食绝不是夸张。 天津作为北洋舰队的重要基地，成了日本间谍的重点目标，一个叫石川伍一的间谍以洋行职员的身份潜伏在这里。 他看透了清朝官员的贪婪，用金钱和美色收买了军械局的书办刘芬，不仅抄到了清军各军营枪炮弹药的详细清单，连北洋舰队的舰艇型号、航速、弹药储备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清宫保存的石川伍一供词里，甚至记载着他连高升号运兵船搭载的士兵人数、带兵官姓名，乃至船上青菜的数量都详细汇报给了日本军方，正是这份情报让日军在丰岛海面精准设伏，导致高升号被击沉，近千名清军将士葬身海底。 除了军事情报，日本间谍对地理地形的侦察更是到了偏执的地步。 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专门培养间谍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以“旅行调查”为名，拿着政府颁发的通行证在中国各地测绘地图。 他们绘制的地图精确到每一条小路、每一口水井、每一座桥梁，连地表的树木分布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比清朝官府自己的地图还详细。 甲午战争中，日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成欢驿、平壤等地精准打击清军，靠的就是间谍山崎羔三郎提前侦察到的清军布防情报，他伪装成药材商人混入清军军营，把阵地布局绘制成图，日军据此制定战术，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间谍宗方小太郎，潜入威海卫侦察北洋舰队动向，和上级约定用“买卖不如意”表示舰队不出港、“草帽辫行市如何”表示舰队出击的暗语，正是他传递的情报让日军在黄海海战中掌握了主动权。 更让人无奈的是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面对如此猖獗的间谍活动，他们要么麻木不仁，要么被利益蒙蔽双眼。 石川伍一在天津潜伏多年，频繁和清军官员往来，直到高升号被击沉后才因内部举报被抓获，而此时他已经窃取了大量核心情报。 还有些间谍伪装成和尚潜入浙江普陀山，因为受不了寺庙的清淡饮食、动辄大酒大肉，甚至和中国和尚发生口角时脱口而出日语，这样明显的破绽竟然直到事发才被察觉。 当时的清政府虽然也下过缉拿间谍的命令，但各地官员要么敷衍了事，要么根本没有识别能力，让日本间谍在眼皮子底下畅通无阻，硬生生把一场战争打成了日军的“情报实践课”。 这些潜伏二十多年的日本间谍，用细致到极致的情报收集，为日军铺好了侵略的道路。 甲午战争中，日军拿着比清军更精准的地图，知道清军的兵力部署、弹药储备甚至后勤补给，而清军却对日军的动向一无所知，这种信息差直接导致了战争的惨败。 历史已经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武力较量，情报的博弈往往更早开始、更具决定性。 所谓的盲目自信，本质上是对潜在威胁的忽视，是对对手准备的低估，而甲午前日本间谍的所作所为，正是最深刻的警示，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看不见的战场，往往比看得见的炮火更致命。 参考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