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 意外还是来了！ 新华社都实锤了！当年被专家定为“赝品”的那幅画，居然真的被卖掉了。 2001年，一名为“顾客”的人，用6800元买了一幅《仿仇英山水卷》，传闻这位“顾客”就是陆挺，但没有确凿证据。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得先从这幅画的来头讲起。咱们先纠正一个关键信息，这幅被标为《仿仇英山水卷》的作品，其实是晚清民国大收藏家庞莱臣的旧藏，原名叫《江南春》图卷，作者被认为是明代“明四家”之一的仇英，要知道仇英的真迹流传极少，每一件都是艺术品市场的硬通货。   1959年，庞莱臣的孙子庞增和把包括这幅画在内的137件“虚斋旧藏古画”无偿捐给了南京博物院，按说这画该就此在博物馆安身立命，成为公众共享的文化财富。   转折点出在60年代的一次鉴定上。1961年，原文化部组织了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顶尖书画鉴定专家上门核查，最后给这幅《江南春》定了性：伪作，还特意注明“伪做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组织专家复核，结论还是“假”。   在那个年代，博物馆对“赝品”或“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有明确处置规则，不是随便扔或者卖，得按流程来。直到1997年，南京博物院依据1986年原文化部出台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请求把这批“处理品”调剂给省文物总店，得到批准后，这幅画才正式从南博的藏品序列里被剔除，划拨了出去。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售卖环节。根据新华社实锤的销售发票记录，2001年4月16日，这幅画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义，被一位登记为“顾客”的人以6800元买走。   别小看这6800元，在2001年可不是小数目，但放在仇英作品的收藏语境里，又显得异常便宜，毕竟哪怕是高仿的仇英作品，当时在市场上也得卖到两万多块。更关键的是，这个“顾客”的身份成了谜，而外界之所以会把矛头指向收藏家陆挺，是因为有两条关键线索。   一条是陆挺的妻子丁蔚文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明确提到，自家艺兰斋收藏的仇英《江南春》手卷，就是庞莱臣旧藏，还详细描述了画长7米、有12枚庞莱臣收藏印等细节，这些特征和南博划拨出去的那幅高度吻合。   另一条线索是2025年5月，陆挺去世后，中国嘉德曾宣布要拍卖一幅仇英《江南春》手卷，估价高达8800万元，虽然最终撤拍，但拍卖方列出的著录里，就包含了丁蔚文的那篇论文，而且拍品的收藏脉络只写到“庞莱臣后人”，刻意回避了南博捐赠和艺兰斋收藏的环节。   不过咱们得说清楚，传闻归传闻，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证明2001年的那个“顾客”就是陆挺。毕竟“顾客”是文物商店的通用登记名，没法直接对应到具体个人；而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和南博划拨的《仿仇英山水卷》是不是同一幅，也还没有权威的比对结论。   现在公众真正关心的，其实不只是买家是谁，更多是这整个处置流程是否完全合规。庞家后人直到2025年去南博查档，才发现包括这幅画在内的5件捐赠品“消失”了，此前对此一无所知，这中间的信息披露是否到位？当年的鉴定结论是否绝对准确？要知道文物鉴定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哪怕是顶尖专家，也可能存在争议，而一幅被定为“赝品”的画，几十年后居然能估价近亿，这本身就说明文物价值的复杂性。   更值得琢磨的是，这件事背后反映的博物馆藏品管理问题。按规定，博物馆处置“非馆藏标准”文物必须严格走流程，南博的划拨和调剂有政策依据和审批文件，从程序上看似乎没问题，但公众的疑问在于，对于捐赠文物的处置，是否应该告知捐赠人后代？毕竟这不是博物馆自己征集的文物，而是人家无偿捐献的，知情权还是该保障的。   另外，从6800元的成交价到8800万元的估价，短短二十多年间的价值飙升，也让大家重新审视“赝品”的定义，到底是真的现代仿品，还是古代的高仿精品？要知道仇英的仿作本身就有收藏价值，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仿品，价格也不低。   目前这事儿还没完全尘埃落定，庞家后人已经提起诉讼，国家文物局也已经受理相关举报，后续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核查披露。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桩“赝品被卖”案都给我们提了个醒：文物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鉴定能定义的，而博物馆对捐赠文物的管理，除了要符合政策流程，更要兼顾公众的知情权和捐赠人的情感。   至于那位6800元买下画的“顾客”到底是不是陆挺，或许只有等更多证据曝光才能揭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幅充满争议的《仿仇英山水卷》，早已不是一幅简单的“赝品”，而是串联起收藏、鉴定、博物馆管理等多重议题的关键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