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酷吏列传》开宗明义，为"酷"字立传。所谓"武健严酷"，非独指刑杖之威，更在于其摄人气势与狠辣手腕。太史公择取汉代中高级实权官员入传，其中郅都、张汤、王温舒三人，恰如三棱镜，折射出"酷"之不同光谱。 郅都：刚直之酷，苍鹰击殿 文景之世，郅都以"苍鹰"之名惊动朝野。此人"行法不避贵戚"，执法如山，连汉景帝欲救爱妃之弟亦敢当庭阻谏。其"酷"在于刚直不阿，廉洁奉公，自言"已背亲而出仕，当奉职死节"。这份"酷"源自法家信念，以法律为唯一准绳，不惜与皇权私情正面交锋。宗室贵戚见之侧目，百姓却因其不徇私而畏服。然而，这种"宁折不弯"的酷烈，终因临江王自杀案触怒窦太后，落得被诛下场。郅都之酷，是理想主义者的酷，以性命为法治献祭，虽千万人吾往矣。 张汤：权术之酷，刀笔吏的玲珑心 若郅都之酷如烈火，张汤之酷则似寒冰，冷而透骨。此君幼时即以审讯老鼠显露天赋，成年后更将司法变成权力的精密游戏。其"酷"有三重面相： 其一，媚上之酷。张汤办案"以帝意为准"，汉武帝欲释者，他寻隙轻判；上欲深文周纳者，他罗织罪名。法律在他手中，是迎合皇权的橡皮泥。 其二，御下之酷。他情商极高，常在君王面前代下属受过，赢得"长史厚德"美名，实则以恩威并施将众人牢牢掌控。这种酷，是温水煮青蛙式的精神控制。 其三，自洁之酷。张汤虽与富商交游，死后家产竟不足五百金，堪称廉洁。处理谋反案时，又能坚持原则严惩主谋，不滥及无辜。其复杂人格令人侧目：对外是天子鹰犬，对内是权谋大师，对自己却是清教徒。太史公笔下的张汤之酷，是官僚体系中"精致利己"的极致——用冷酷的法律逻辑，为自己铺就上升通道。 王温舒：暴虐之酷，以恶制恶的恶性循环 与前两者相比，王温舒之酷最为赤裸血腥。此人早年曾为盗匪，杀人埋尸，后被张汤提拔，将犯罪经验转化为"治理术"。其手段可谓"以暴易暴"： 在广平，他招揽地方豪杰为爪牙，"以罪证控制他们打击盗贼"，用黑社会手法管理治安；迁河内太守后，更是"大规模株连杀人"，血流成河。其心理扭曲至极，竟冬日行刑未尽而叹"愿冬季延长一月"。这种"酷"已非执法，而是嗜杀。司马迁一针见血评曰"以恶为治"——王温舒将犯罪本能合法化，把官府变成更大的犯罪组织。其酷烈是反社会的，是人性之恶在权力庇护下的总爆发。 三种酷法，根源同一。清代张云敖洞若观火："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郅都虽死于窦太后之手，但其生前权势皆拜景帝所赐；张汤能"上以为能"，步步高升；王温舒更是因皇帝赏识而横行无忌。西汉中期皇权扩张，官员独立人格渐次丧失，或主动依附，或被动异化。酷吏之"酷"，实为皇权意志的极端投射——君主需要利爪震慑朝野，酷吏便投其所好，将"武健严酷"发挥到极致。 太史公以如椽之笔，为酷吏立传非为表彰，实为警示。郅都之酷，酷于气节；张汤之酷，酷于心机；王温舒之酷，酷于兽性。三者或清或浊，或智或愚，却都在皇权磁场中失却常性，成为"酷"的化身。千载之下，读《酷吏列传》，不仅见汉代政治生态之畸变，更见权力如何扭曲人性。所谓"不同酷法"，归根结底，是同一权力逻辑下的人性异化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