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西域回京，太后屏退众人，只问一句：“三千万两白银、五年征战，两万将士血染沙场，若把钱用在京城，能修御道、建行宫，你说，这笔买卖值吗？” 公元1881年初，北京城的喧嚣似乎都被紫禁城高耸的红墙隔绝在外。储秀宫内的空气凝滞得有些压抑，这里没有街头百姓欢呼“左大帅凯旋”的热浪，只有檀香缭绕中透出的一股肃杀寒意。 站在金砖御道上的左宗棠，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位刚刚从西域风沙里爬出来的老人，身上带着一股与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格格不入的粗粝感。坐在上头的那位太后，手里漫不经心地捻着一串碧玉佛珠，虽然语气淡淡的，却抛出了一笔沉重得足以压断人脊梁的账目。 这笔账算得很实在：整整三千万两白银，耗了五年光阴，还搭上了两万将士的性命。慈禧太后的视角很务实，如果把这笔钱留在四九城，早就够修缮三条宽阔的御道，再顺手起两座精致的行宫了。她屏退左右，只留那句锥心的质问回荡在大殿里：这么大代价换回一片黄沙，这笔“买卖”究竟做得值不值？ 对于常年身处深宫、习惯用金银置换安逸的统治者来说，国土有时候只是地图上的一块墨渍，远没有园子里的戏楼来得实在。 面对这种要把家国大义折算成金钱交易的逻辑，左宗棠没有急着分辩。这位被民间戏称为“湖南骡子”的硬汉，动作略显笨拙地探入满是尘土的衣袖。他没有呈上缴获的敌军帅旗，也没有拿出一本罗列功绩的奏章，而是掏出了几样怎么看都难登大雅之堂的零碎物件。 第一个物件是个不起眼的粗布包，抖落开来，里面滚落的是一捧红褐色的干土。 这土来自喀什噶尔，那种令人心悸的暗红不是天然的色泽，而是当年战乱时，被无数百姓和将士的血常年浸泡出来的。左宗棠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把西域最真实的惨烈直接摆在了皇家富贵的台面上。 紧接着，他又摸出一张皱巴巴、染着深褐印记的纸，那是前军参将赵勇留下的最后笔墨。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求封赏，只是简单交代了为何这群人死都要扛住那块界碑——如果西域不守，哪里还有身后关内的安稳日子？ 这并不是一场关于银子的辩论，而是一场关于生存空间的博弈。 看着太后还在捻动佛珠的手，左宗棠清楚，光谈情怀未必能打动这位实际掌权者，于是，他又像变戏法一样，掏出了一块风干发黑的羊肉和一袋并不饱满的甜枣。 那是兰州城里的屠夫硬塞给他的，是失去了所有亲人的陕西流民在屯田时种出来的，这些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吃食，无声地反驳了“西域荒凉无用”的论调。 如果那真是一片毫无价值的废土，贪婪的俄国人为何要在伊犁像钉子一样死死扎着不走？他们甚至不惜为了在那儿种鸦片，偷偷把界碑向中国方向挪了二十里，逼得当地牧民连口霍尔果斯河的水都喝不上。 “太后，”左宗棠终于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西北烈风般的决绝，“若今天嫌贵舍了这块地，明天陕西和甘肃就成了必须重兵把守的前线。到时候再想修长城、堵缺口、安抚流民，填进去的银子何止今日的三千万两？” 这不是算账，这是在救命。 慈禧显然不想就此认输，她话锋一转，抛出了一道更为刁钻的“送命题”：“那你觉得，你和曾国藩相比，谁更强？” 这个问题里藏着的刀光剑影，比战场上的厮杀更凶险，捧高自己那是狂妄，贬低自己那是欺君，稍微回答不慎，便会引来对兵权的猜忌。 左宗棠没有掉进这个比较个人得失的陷阱，他极其坦诚地承认，论起安抚朝野、维持大局的安内手段，自己远不如曾国藩；但他随后话音一转，声如洪钟：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让那帮虎视眈眈的列强分得清哪是大清的国界，能让他们记住这片土地虽远必争，那还得是他左宗棠。 这句话，不再是朝堂应对，而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外辱时该有的脊梁。 “啪嗒”一声，慈禧手中那串转了半天的碧玉佛珠，线断了，珠子滚落在金砖地面上发出的清脆声响，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 这场关于“值不值”的博弈，最终以左宗棠的完胜告终。太后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表彰，但那句略显自我安慰的“花三千万两买块肉吃虽然贵，总比没得吃强”，算是变相认可了这位倔老头的坚持。 这一幕最令人动容的尾声，发生在他履职军机处的第二天。 按理说，刚为国家花掉巨款，无论如何都该低调些。可左宗棠偏不，他转手又批了一道二十万两白银的折子发往新疆。只是这一回，钱不再是用来买枪炮弹药。他在奏折里写得朴实又透彻：这钱是拿去给回迁的牧民买羊羔的。 在他看来，界碑是立给外人看的，而老百姓碗里的肉、圈里的羊，才是扎在这片土地上拔不走的根。当年那个把“尽力”二字刻在心头的老人，不仅是用枪炮收回了版图，更是用这一只只羊羔，真正把人心缝合在了中华的疆域之上。历史早已证明，这哪里是什么亏本的买卖，这是给后世子孙留下的无价安宁。 信源：中华书局. (1986). 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1-15 册）[M]. 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