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500，要求给老板全家5口、公司10个同事做饭。 这不是什么新式绩效考核，是一位保洁阿姨的真实遭遇。 她推开那扇门时，应聘的是办公室清洁。 但第二天，工作清单变了：早晨先给老板一家做早餐，然后赶到公司拖地，上午要备好十人份的午餐，下班后还得处理老板家的晚餐，甚至临时接待餐。 工作时间从早8点持续到晚10点。 她两次提出：活多了，钱能不能加点？ 老板摆了摆手。 阿姨选择离开。 而最新的招聘启事贴出来了：办公室清洁，月薪3000。做饭？ 公司单独解决。 数据很冰冷：一线城市专职保洁月薪已到4000-5500。如果一个住家保姆要包做饭，市场价普遍在6000以上。 用一份清洁工的钱，买了一个全天候保姆的服务，这笔账谁都会算。 更值得玩味的是变化。 超过76%的劳动者明确表示会拒绝合同外要求，“隐形加班”维权案越来越多。 人力资源专家算过一笔账：岗位职责模糊化，最终可能导致用工成本激增30%以上——不是省了钱，而是逼走了人，再花更多钱重建团队。 老板似乎“学聪明了”，把薪资压到3000，职责写得清清楚楚。 但他没明白，员工离开不是因为职责清晰与否，而是那套“能者多劳，但不多得”的逻辑，彻底过时了。 当付出看得见，回报也必须看得见。 这不是一份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信号的开始：模糊的边界，终将被清醒的代价重新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