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朱棣都是马皇后所生，都是正宫嫡子，朱标死了，理所应当传位给朱棣，而不是皇孙朱允炆！ 很多人聊起靖难之役，总爱替朱棣打抱不平：朱标、朱棣都是马皇后生的，是正宫嫡子，老大朱标走了，那把龙椅按理说不就该落到老四头上么，哪轮得到一个小辈皇孙朱允炆来坐。 这话在茶桌上挺顺，像是在替能打能拼的那一位鸣不平。 把时间往回拨到洪武年间，就没这么直来直去了。 一三九二年，太子朱标三十六岁病逝。 朱元璋这些年把心都压在长子身上，想着日后江山就交给他打理。人一没，亲情是痛，布局也是空，心里那口气一下子塌了大半。 那会儿成年的皇子一排站着，朱棣也在其中。 按后来许多人那套想法，把位子让给最能干的那个兄弟，好像既合情又合理。可在朱元璋眼里，规矩另有一条：嫡长一脉不能随便断。 于是当年干脆利落，把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拎出来，立为皇太孙，当众表明，这条线不能岔。 朱允炆还只是个少年，人文气，性情偏软，不像带兵打仗的路数。 可在朱元璋看来，这是朱标那一支的延续，可以重新打磨。原本准备给儿子的那套接班培训，如今塞到孙子身上，既算是替太子守住了面子，也给群臣一个交代：太子虽然没了，正统还在。 从一三九二年到洪武三十一年，过了六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重，床前悄声托付驸马梅殷辅佐新君。没多久撒手而去。同年六月三十日，朱允炆即位，年仅二十一岁，改次年为建文元年，自一三九九年二月六日起算。 一个年轻人，被推到天下权柄的风口浪尖。 朱棣那边，画风完全不同。封燕王，镇守北方，常年和漠北人马周旋，兵精地险，威望一点点积出来。 从战功、魄力这些角度看，许多人觉得他比青涩的侄儿更像坐龙椅的人。 问题也就卡在这：他既是嫡子，又是手握重兵的藩王，这种人要真接班，朝廷日后还能不能有人敢说“不”，宗室架构会不会整个翻新，朱元璋心里有数。 麻烦还在他自己设计的那套藩王制度上。 开国之初为了压住功臣，防外戚，他大把封王，让儿子们各守一方，把兵权分到宗室手里。自己在的一天，这些王还得收敛几分。等他一走，新君年纪轻，藩王们心里都明白，只要中央真想稳，迟早得来动他们。 建文帝上来没多久，就选了硬往前撞的路子，削藩。 名义上是恢复分寸，实际上就是从一个个叔叔手里往回夺军权。几位藩王被查、被废、被逼到绝境，宗室脸上全是阴云。礼法上说是叔伯和侄儿，落到实处，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朱棣看着这一串动静，早不再把那位侄子当成温吞读书人，而是随时可能砍到自己头上的刀。 削藩的风向吹到燕地，朱棣等于被逼到墙角。表面依旧上表称臣，私底下已经开始绷紧弦，筹划兵马。他心里明白，一旦被废，燕京那点家底守不住，人也保不住，不如先下手为强。 起兵得有名义，他翻出朱元璋当年的那条规矩：朝廷若没了正直大臣，宫里若有奸邪乱政，宗室诸王可以举兵诛讨，清理君侧。 这句话原本是防极端情况留下的后门，现在落在燕王手上，成了一块挡箭牌。 朱棣对外宣称自己起兵不是为了皇位，而是奉太祖遗命，替建文帝清除身边的“坏人”。叔叔带兵，说是为侄儿出头，话听着别扭，在当时却真有不少人愿意照这个说法点头。 靖难之役就这么拉开。 开场的时候，燕军兵力其实不占上风，中央军人数更多。朱棣这边靠的是燕京大本营，地形熟，兵马听话，再加上指挥统一，敢打敢冒险。 相反，建文帝一边削藩，一边要顾着天下局势，用人的眼光又欠火候，主帅一换再换，几路大军调来调去，气势起不来，战场上屡屡吃亏。 三年多的争夺，打得北方河道、渡口、城池一个接一个染血。 燕军趁着中央军主力被消耗，逐步南压，从试探出击变成一路猛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对应公元一四零二年七月十三日，应天府城破，南京陷落。城门撞开的那一刻，这场叔侄之间的较量，其实已经写完答案。 结局没有太多转弯。朱棣入主京城，登基称帝，成了明成祖，改元永乐。建文帝在战火和大火间消失，只留下“失踪”两个字。朱标那一支从一三九二年太子棺木合上，到一四零二年新帝登基，前后不到十年，眼看着从正统，变成旧账。 往长远看，皇室闹起来并不稀奇，七国、八王、宁王、三藩都闹过。可真像靖难这样，藩王从封地一路打进都城，最后把位置换到自己身下，在大一统的格局里几乎没有第二例。 这一圈看下来，那句“朱标死了，理应传朱棣”的感慨，味道就变了。 它更像是站在朱棣已经赢了的终点回头看，顺口冒出的一声叹气。当年朱元璋握着那支笔，心里盘算的，是嫡长一脉，是藩王坐大的隐忧，也是江山还能不能少几场内战。 皇位该给哪一只手，这道题终究讲不清，用一句“理所当然”就更说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