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郭婉莹难产住院，可他的丈夫却在寡妇家过夜。 产房里的消毒水味还没散，她攥着被单的手已经泛白，护士说家属签字才能用麻药，她咬着牙让护工去传话，得到的回复却是“吴先生今晚有事”。 那时的上海孤岛，风从法租界的梧桐叶里钻进来，带着些说不清的凉。 她本是永安百货的四小姐，中西女塾的教室里，她用英语背雪莱的诗时，裙摆都带着珍珠的光。 身边的公子哥排着队送进口丝袜，说能穿到天荒地老，她却选了吴毓骧那个在咖啡馆里聊萧伯纳，眼睛亮得像有星星的男人。 结婚那天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旗袍，领口绣着极小的玉兰花，以为这朵花能开一辈子。 难产事件后，她没哭也没闹，自己签了字，麻药劲儿过了就撑着坐起来。 有人说她软弱，可她只是把炖好的鸡汤分给了同病房的穷产妇。 后来才知道，吴毓骧的“事”早就不是第一次，牌桌上的赌债、社交圈的风言风语，她都一笔笔算在心里。 那时的民国婚姻像件精致的瓷器，碎了不光是两个人的事，郭家的体面、孩子的将来，都得用胶水一点点粘起来。 她开过一家旗袍店，在霞飞路的弄堂里，门面不大，却总挤满了太太小姐。 她设计的旗袍不用盘扣也能立住领子，西式剪裁裹着中式的纹样，连法国领事夫人都来定做。 可战火一烧，布料成了军用品，店里的镜子被炮弹震碎时，她正给最后一件旗袍钉珍珠扣。 镜子里的影子裂成好几块，她捡起来拼了拼，发现自己的眼睛还亮着。 再后来日子更难。 14万的赌债压过来，吴毓骧蹲了监狱，她成了“资本家小姐”。 郊区农场的冬天，冰水没过脚踝，手上的冻疮破了又结，她还是每天把补丁旗袍烫得平平整整。 有学生记得，她用搪瓷缸煮野菜汤，也要撒点从家里带的干花，说“汤里有了春天，人就不容易垮”。 我觉得这种在泥泞里也要站直的样子，比任何珠宝都贵重。 扫厕所的扫把磨破了手，洗军装的肥皂泡浸得指缝发白，她硬是一点点把债还上了。 1979年最后一笔钱交出去那天，她去理发店剪了头发，理发师说“郭小姐还是这么讲究”，她摸着新发型笑了，眼角的皱纹里都是松快的风。 后来《纽约时报》的记者来采访，她端出的还是那个磨掉瓷的搪瓷缸，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 有人问她这辈子值不值，她没说话，只是把搪瓷缸往记者面前推了推。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缸底那圈浅浅的茶渍上，像极了她年轻时绣在旗袍上的玉兰花。 那些针脚歪歪扭扭的补丁，原来都是日子碎了又拼起来的模样。 这种在泥地里也要把腰杆挺直的劲儿，大概就是她留给我们最实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