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因洗衣服被邻居打了一耳光，他62岁的妻子杨绛立即冲上去还手，没想到被邻居按在地上，提起来，又摔下，最后狠狠扔到一堆木架上。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邻里摩擦，而是一场裹挟着时代戾气的“人性围剿”也是斯文扫地的一刻，这场冲突的火药早已在筒子楼逼仄的走廊里铺满了，那是北京一处混居的老式楼房，钱家搬来时，满心期待能有一个安身之所，殊不知这里更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十几户人家挤在一起，共用厨房、共用厕所，物理空间上的过度亲密，并没有换来情感上的连接，反而催生出一种变态的敌意，对于刚从干校回来的邻居濮家夫妇而言，隔壁住着的钱钟书和杨绛简直就是“眼中钉”这不仅是性格不合，更像是一种阶层与文化的冲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钱家身上洗不掉的“书卷气”被解读成了傲慢的代名词，杨绛哪怕是出于善意，把家里富余的食品送过去分享，或者帮邻居家逗弄一下小孩，甚至主动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   在对方带着有色眼镜的审视下，这些统统变成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小姐”在炫耀优越感，是在讽刺邻居生活粗糙，嫉妒像阴暗处的苔藓，在每一次楼道相遇时都在疯长，甚至杨绛放在家里的私人日记，都会被隔壁那位赵凤翔借机偷窥。   钱家放在外面的琐碎物件，也总是莫名其妙地凭空消失，但这种精神上的挤压还不够，恶意的刀锋最终指向了钱家最柔软、最不能触碰的痛处，那个承载了父母全部心血的女儿钱瑗，在这个三口之家里，钱瑗是从蜜罐里长大的。   钱钟书曾满含爱意地对怀有身孕的杨绛说过，他这辈子不要儿子，只要一个像杨绛一样的女儿，钱瑗出生后，这位大文豪会为了逗女儿开心，在被窝里埋藏各式玩具做“机关”她原本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聪慧乖巧，婚姻美满。   直到她的丈夫王德一因为不堪压力自杀身亡，生命定格在30岁，这本来是钱家三口努力愈合的伤口，也是绝口不提的禁忌，可偏偏这个巨大的悲剧，成了邻居手里把玩的利刃，那位女邻居并非不知情，却以此为乐，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快感。   时常当面故意追问钱瑗：“你爱人怎么老不来呀”当老实的钱瑗红着眼眶说出实情，身后传来的却是邻居夫妇回屋后肆无忌惮的嘲笑声“克夫”、“寡妇”这些恶毒的字眼，像石子一样在楼道里被随意抛掷。   这种经年累月的精神霸凌，终于在洗衣服这件琐事上引爆了，那天杨绛专门请了小时工来洗衣服，本该按自家花钱的时间办事，蛮横惯了的女邻居却强行要求让自家的衣服“加塞”先洗，一向温和忍让的钱瑗只是据理力争了几句，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却没想到换来的竟是狠狠的一记耳光，那一响亮的巴掌声，不仅打肿了钱瑗的脸，也彻底击碎了杨绛的理智，当时正在屋里埋头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已经是一位62岁的老人了，看到视若珍宝的女儿受辱，什么修养、风度在那一刻都顾不上了。   出于母性的本能，她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想和对方理论，结果瞬间就扭打在一起，但这根本不是一场对等的较量，对方年轻力壮的丈夫冲出来根本没想劝架，反而成了施暴的主力，他像拎起一件破旧衣服一样把瘦弱的杨绛提起，又重重摔在水泥地上。   随后又将她推向杂物架，搪瓷缸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杨绛的身体在墙角被撞得生疼，头发也被扯乱，就是在这种混乱与绝望中，钱钟书抓起了那块原本用来垫书的厚木板，这或许是这位书生一生中最“暴力”的时刻，他是被逼到了墙角的老实人。   看着妻子和女儿被打，他冲着那个正在施暴的男人背上狠狠拍了下去，这场混乱最后是在居委会的介入下才勉强平息，对方不但毫无悔意，事后甚至还拿着验伤报告到处宣扬钱家“仗势欺人”公然在楼道里叫嚣恐吓。   这一战，虽然看起来像是钱钟书挥起了木板反击，但实际上是彻底宣告了这个居住环境的崩塌，那段时间，一家人做饭要像做贼一样掐点避开邻居，晚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直到后来几经周折搬去了新住所，这场噩梦才算画上句号。   这段充满硝烟与屈辱的经历，被这一家人默默消化在了之后的岁月里，经历了外界的严寒，屋内的炉火显得更加珍贵，钱瑗在后来因为高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生命如落叶般过早凋零，弥留之际得到了父母最深情的祝福。   而钱钟书离世前，留给杨绛的只有简单的“好好活着”四个字，从最初的掌上明珠，到那块愤怒的木板，再到最后的生死两隔。   那个曾有着欢声笑语、也有过惊心动魄的三口之家，最终只剩下杨绛一人，她用文字筑起了一座名为《我们仨》的纪念碑，那里没有恶邻和争吵，只有漫长岁月里互相扶持的爱与温柔。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06-27/1656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