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地方干部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管他！”   1973年，刚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心里一直悬着件事，屁股还没坐热，他就叫上警卫和几个随行的地方干部，直奔湖北江陵县的乡下去“寻人”按理说，新官上任，第一件事不该是这种私事，但杨得志等不及。   他在车上脸色就不太好，到了地头，一脚跨进那座破旧的农家土屋，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这个身经百战的将军直接愣在了原地，屋子里家徒四壁，阴暗潮湿，角落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瘦的老头，出气多进气少，显然是病入膏肓却没钱医治。   杨得志紧走了两步凑近一看，心头一颤，转头就质问陪同的地方干部：这么大的功臣，病成这样，政府怎么不管管，旁边的干部被问懵了，硬着头皮解释，说这老头是个汉奸，大家都喊他特务，死了也就死了，哪有给坏人治病的道理。   更何况县里的红军档案翻烂了，只有李祥、侯文彬，压根查不到这个叫“侯礼祥”的记录，杨得志一听火就上来了，当场吼道：什么汉奸，这是我当团长时的营长，他在大渡河跟老子一起冲锋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呢。   床上的老人听见动静，费劲地睁开眼，正是被误解了半辈子的侯礼祥，这中间的曲折，跟演戏一样荒诞，却又真实得残酷，侯礼祥这个名字，在当地是个让人指指点点的“污点”但在杨得志的记忆里，对应的却是另一个响亮的名字“李祥”。   当年侯礼祥十六岁流浪参加红军，也是个糙汉子，登记名字时也是随口一报，把“礼祥”喊成了“李祥”那时候大字不识几个，也不讲究这个，档案就这么错了一辈子，但这“李祥”当年可是号猛人。   读过四年私塾，在红军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有一回邓小平同志刷写标语忙不过来，这侯礼祥挽起袖子就帮忙，字写得刚劲有力，邓政委那是真心喜欢，夸这小伙子不错，侯礼祥还跟政委开玩笑，说自己写的是“白字先生”因为是用白灰水刷的，把大伙逗得直乐。   到了战场上，这个“文人”比谁都不要命，长征那会儿，杨得志是一团团长，侯礼祥就是他手下的一营营长，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再到攻打腊子口，哪儿硬他就啃哪儿，在四川小河镇那仗，侯礼祥脖子上挨了一枪，差点见阎王。   好不容易救活了还不老实，接着带队冲，气的杨得志那时候骂他，再这么蛮干就地正法，他嘻嘻哈哈应着，下回还是敢死队作风，直到后来甘泉战役，右腿大腿骨差点被打断，这才被迫退下一线。   要是没后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事，1955年授衔怎么也得是个将军，可命运弄人，1939年他旧伤复发实在干不了仗，组织上那是为了保护他，让他回湖北老家养伤，顺便在江陵县搞地下工作。       这就是悲剧的开始，为了任务他得有个“皮”于是混进了日伪内部，当了个伪保长，他这就是典型的“白皮红心”可这事儿得保密，坏就坏在，那时候兵荒马乱，上线联系人失踪了，他在家藏的好好的证明文件箱子，还遭天杀的小偷给偷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张嘴那是说不清了，档案里红军叫“李祥”他身份证叫“侯礼祥”他想找组织，组织翻开记录一看：李祥不知所踪，侯礼祥查无此人，加上他当过保长的经历，直接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别说优抚了，能在村里活下来都算命大。   这两年侯礼祥日子过得实在是苦，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身体也垮了，两年前，他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想起老首长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当司令，就揣着干粮，一路乞讨、搭顺风车，像个叫花子一样摸到了济南军区门口。   那天在济南，哨兵看这老头破衣烂衫的，刚想轰人，侯礼祥大喊我是红军营长找杨司令，杨得志一听名字，从连队视察现场火急火燎赶回来，两人一见面，大眼瞪小眼，看着当年的虎将成了这副落魄样，杨得志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一口一个“李祥同志受苦了”。   那时候杨得志想得简单，给了侯礼祥一封亲笔信，让他回湖北去找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这两人是老战友，打个招呼就能解决，杨得志心想，我这司令员的面子，加上亲笔信，还不能给你正名。   结果老天爷不开眼，侯礼祥揣着信兴冲冲跑到武汉，曾司令员恰好不在，他没办法只能回村等消息，村里人一看这“特务”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手里拿封信说是大军区司令给写的，谁信啊，都说是他自己伪造的，二话不说把信给撕得稀碎。   这一耽误，又是两年，侯礼祥本来想再去找杨得志，可实在是病得爬不起来了，加上没钱，就在床上等死，如果不是1973年杨得志正好和曾思玉对调，来了武汉当司令，专门记挂着来看一眼，侯礼祥估计就这么含冤而死了。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01/22/content_2811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