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王扶之那一刻脑子一炸，胸口的伤仿佛也不疼了。他认得这声音，他记得那条老旧的车鞭，记得小时候父亲王秉祥干完活回来，总爱拿它敲他鞋底说他不听话。 可此刻他一句都说不出口，只觉得眼睛发酸，嗓子发干。 王扶之出生在1923年，陕西子洲的一个旱塬村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1935年春旱，蝗虫压得庄稼全倒，王扶之实在看不下去父母天天喝稀饭充饥，拿了半块窝头，连夜出了门。 他只想着找口饭吃，也想着早点挣出头，回来让爹娘不再挨饿。 他跟着红军走了，没留字条，也没回头。他那时候个子不高，骨架瘦，穿着大人改的小棉袄，在队伍里显得扎眼，可学得快、跑得快，一路被调到少年班练了几个月，转年便跟着部队北上南下。鬼子打到冀中，他打，国民党围剿中原，他也打。 那时候部队流动快，他每去一地，总要问有没有子洲的乡亲。有次在山东，碰上个老乡说子洲变样了，很多人逃荒，问他找谁，他也说不清，只说他爹叫王秉祥。人家一愣，说那名字好像在哪听过，但也说不准。 他就一直惦记着。 1945年打完日本鬼子，他在华北被提拔当了营副，后来转战东北，穿越黑山脚下打临江保卫战，几次差点没命。到1948年，他已经是营长。 部队要编制正规化，他便报了改名王扶之的申请，意思是“扶危济困”，也算给过去那个叫王硕的少年一个交代。 1950年，王扶之被调入志愿军序列，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他带兵吃过雪，爬过山，打过夜战，在一次掩护穿插任务中胸口被弹片划伤，虽无大碍，但因感染严重，1953年春被命令回国疗养。 那时他已有正师职，被安排短暂探亲。 路过延安往子洲方向走，他拄着拐杖在山道边歇着，天快黑了，一辆驴车慢悠悠过来，车上坐着一个瘦高的老头，穿着打补丁的布袄，赶车的手老茧层层。老头说是去镇上赶集，见他穿军装又带伤，主动让他上车。 王扶之犹豫了一下，爬上了车。 一路两人唠家常，老头说起他年轻时的儿子，十二岁跑去参军，至今下落不明；又说这些年听说儿子可能牺牲了，也有人说看见他当兵往南走了，可家乡变了几回，老屋却一直没换。 王扶之不敢多问，只说自己也参军久了，见多了生离死别。直到车快到镇口，老头才冒出那句：“你能帮我打听打听一个叫王硕的娃？他是我儿。” 这一问，打得王扶之心头像被锤了一记。他整个人僵住，喉咙里喊出一句“爹，我就是王硕呀！”老头先是一愣，随即手里的车鞭落地，直直盯着他，不敢信。 后来，王扶之随父亲回了老屋，屋里还是那口老灶，那张破炕。 父亲王秉祥说，母亲在王扶之离家第三年病故，临终时念的还是“咱家王硕要是回来，哪怕回来一眼我就知足了”。 王扶之那夜坐在炕上，讲了自己的从军路，从延安讲到三下江南，从临江讲到朝鲜。他没哭，只是说到改名那段，声音哽住。 父亲伸手摸他肩膀上的军衔，愣了半晌才说：“有出息，不丢咱家人脸。” 这件事在当地传开了，村里老人都说，王硕小时候有主意，如今真有出息。王扶之也没多说，只是第二天一早，悄悄把破屋门板钉牢了。 那年夏天，他伤养好了，又回了部队，后来转业地方。可每年清明，他一定回子洲，站在母亲坟前说一句：“娘，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