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9岁的核武器研制专家魏世杰退休，带着妻儿返回家乡。没想到，妻子和女儿竟接连要自杀，背后原因令人动容。   这种自嘲背后，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巨大反差，在外人眼里，他是头顶“两弹一星”光环的国家功臣，参与过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绝密研制，但在那扇紧闭的家门里，他只是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护工，一个时刻处于战备状态的父亲和丈夫。   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前半生他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与威力毁天灭地的核武器打交道，后半生回到繁华都市，却不得不与家中三个最亲近的“病人”进行漫长的缠斗，如果你推开他位于青岛的家门。   很难把眼前这个弯着腰翻箱倒柜、满头大汗只为哄女儿换下一件毛衣的老人，和当年那个敢在炸药部件组搞测试的青年物理学家联系起来，这个家，就像另一个无声的战场，妻子陈位英，在这个家还是“双职工”核武家庭时就已相知相守。   却在1990年随魏世杰退休回乡后彻底崩溃，她承受不住两个孩子接连“出事”的打击，精神世界轰然倒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更让魏世杰心碎的是他的孩子们，儿子魏刚已经几十岁了，心智却永远停留在六岁，说话含糊不清，生活无法自理。   而原本曾是他骄傲的女儿魏海燕，在2000年也因工作情感受挫步了母亲后尘，幻听、幻视，终日与脑海中并不存在的声音对话，一家四口，三个重病号，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肩上。   他不仅要买菜做饭、像喂婴儿一样给老伴喂饭、做按摩，还得抽空跑到另一个小区，给儿子理发、剪胡须，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磨损，有时候比当年的核辐射还要熬人，魏世杰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   竟然诡异地与几十年前在青海金银滩的生活形成了互文，当年他23岁，刚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就被“秘密”带到了代号221的基地，那时候，美国的“黑寡妇”侦察机在头顶盘旋，基地的保密纪律严苛到连自己去哪、干什么都不能说。   他和战友们整日面对的是烈度惊人的高能炸药和强辐射材料，死亡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物理现象，1969年那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声巨响，229车间瞬间化为乌有。   爆炸发生后，他和战友们去现场清理，那些昔日朝夕相处的伙伴，最后捡回来的遗骸最大的也不过1、2公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粉身碎骨”，让魏世杰过早地窥见了生命的脆弱，可谁能想到，这种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并未随着退休而终结，反而渗透进了他的晚年生活。   在这个家里，危险不是来自炸药，而是来自亲人的绝望，对于精神病患家属而言，每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可能是“引信”他必须小心翼翼，哪怕一点点的冒犯都可能引发妻女的发病，最可怕的是防不胜防的自杀倾向。   有一次，魏世杰前脚刚出门，妻子后脚就操起刀割向了自己的手腕，鲜血流了一地，等到把人从鬼门关抢救回来，老伴看着他满脸的沧桑，流着泪说不想再拖累他，就连清醒时的女儿，也曾写下遗书想要自我了断，只因不愿成为父亲的累赘。   为了守住这个家，魏世杰拿出了当年搞科研的那股子韧劲，其实早在那片禁地岁月里，他就尝够了生离死别，他曾有一位挚爱的未婚妻叫林文馨，也是在基地遭遇核泄漏事故，因遭受严重辐射而不治身亡。   命运仿佛并没有因为他做出的牺牲而对他网开一面，反而甚至让不少人揣测，儿子先天的心智停滞是否也与那漫天风沙下的辐射有关，但魏世杰没空去抱怨不公，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写作。   既然现实苦涩，那就到文字里去寻找一点甜，他开始撰写科普著作，甚至将那段鲜为人知的岁月写成了自传体小说《禁地青春》在书里，他还原了那些隐姓埋名的战友，祭奠了逝去的青春。   这部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青海花儿》的作品，成了他与那个辉煌又苦难的时代对话的窗口，他还在全国近百所学校做了几百场报告，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两弹一星”讲那些硬核的科学知识。   当人们被他的爱国情怀感动时，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何尝不是一种自愈，正如董宇辉所感叹的那样，看懂了人生底色是悲凉后，依然能乐观地活下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魏世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这面是苦，那面是乐，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位“核弹老人”来说，什么宏大的叙事最终都落脚在了柴米油盐的坚持里。   他不觉得自己多伟大，唯一的愿望不过是让家人多活一天，那就多赚了一天的幸福，这种隐忍而坚韧的荣光，比起当年的蘑菇云，虽然无声，却同样震耳欲聋。 信息来源：环球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