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这是一群从内地逃到香港的人，在排队领香港身份证。当时，只要你能到达香港，就能领取香港身份证，所以，逃港的人越来越多。1950年至1980年，内地共有56.6万人逃港。 这些排队的人里，大多是青壮年，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眼神却藏着对未知生活的渴望。 他们的衣衫沾满尘土，有的背着简陋的行囊，有的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身份证明，没人说话，只有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和脚步声，在香港街头的晨光里格外清晰。 谁能想到，为了这张小小的身份证，他们中有人翻山越岭，有人乘着小舢板在风浪里漂泊，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经历了诸多波折，粮食短缺、就业机会有限，而一水之隔的香港，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经济开始快速腾飞。 纺织、电子等产业蓬勃发展，工厂里急需大量劳动力，普通工人的薪资的是内地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广东沿海的村民，站在山头上就能望见香港的灯火，那些闪烁的光芒，在他们眼里就是生存的希望。 我的爷爷曾告诉我，他的同乡阿明，1973年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趁着夜色偷偷坐上渔民的小舢板，在海上漂了七个小时才到香港。 途中遇到巡逻艇，他们只能趴在船舱底部，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孩子饿哭了，就用衣角死死捂住嘴，生怕被发现后遣返。 逃港的人里，不乏有文化、有手艺的人。广州某工厂的技术工人老李，在厂里是公认的技术骨干，可每月的工资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听说香港的工厂能给双倍工资，还包吃住，他犹豫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咬咬牙，趁着出差的机会逃到了香港。 刚到香港时，他因为没有本地工作经验，只能从最底层的搬运工做起，每天扛着几十斤重的货物往返于码头和仓库，累得倒头就睡。 可他没放弃，凭借过硬的技术，半年后就被一家电子厂录用，薪资比在内地翻了三番，还把家人接到了香港定居。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有些人体力不支，在翻越大山时晕倒在半路；有些小舢板遭遇风浪，永远消失在了茫茫大海里；还有些人被遣返后，面临着严厉的处分。 即便成功抵达香港，初期的生活也充满艰辛。他们挤在狭小的铁皮屋或笼屋里，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卫生条件极差，疾病频发。可即便如此，很少有人选择回去——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苦，至少有盼头。 逃港潮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也让决策者们深刻意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能留住人、吸引人。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有了土地自主权，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里也开始引入外资、扩大就业。 内地的经济逐渐复苏，人民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逃港的人数也逐年减少。到了1980年之后，随着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日益密切，政策不断完善，逃港现象基本消失。 如今再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逃港者的选择。在生存与发展的本能驱使下，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无奈与挣扎。 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催化剂，让我们明白，国家的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只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凝聚起奋进的力量。 现在，内地的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到内地创业、就业、定居，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让两地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紧密。 那些曾经的逃港者，如今大多已儿孙满堂，他们见证了内地从落后到繁荣的变迁，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逃港潮虽然已成过往，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从未停止：发展才是硬道理，民生才是根本。 只有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让人民安居乐业。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