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出来，没钱租房，就对房东说：“我把你的孩子辅导到全班前10名，你能不能免了我的房租？房东高兴地说：“好！”   1991年，那个后来在纽约敲钟的“教父”俞敏洪，正站在人生的悬崖边上，那一年的北京，现实给他的第一课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商业理论，而是极其冰冷的生存法则，刚刚从北大辞职，他仿佛一夜之间被剥离了保护层。   第二天，学校原本分配的宿舍就被收回，这种“效率”让他立刻明白，所谓的体面在温饱问题面前一文不值，手里没钱，头上没瓦，既不想灰溜溜地回江苏江阴老家，也不愿意低下头四处举债，摆在他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一条：必须立刻把自己身上尚存的价值变现。   他在北大西边那个叫六郎庄的村子里转悠时，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以技换物”的切口，那里满眼是农田和民房，他最终锁定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家庭，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寻租，而是一场关乎生存的博弈。   当时的房租市价大约要50块钱，而俞敏洪在北大的工资单上也不过才写着120元，如果硬碰硬地掏钱，这日子根本难以为继，也就是在那间破败的农舍前，俞敏洪展现出了后来在新东方时期那种敏锐的“痛点思维”。   他发现房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也不等着那几十块房租救急，反倒是家里那个正在读小学、功课一团糟的孩子成了大人的心病，俞敏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不对称需求”农民有空房但缺教育资源，他有北大文凭却缺容身之所。   于是，一个堪称经典的资源置换方案诞生了：我不给钱，但我包你孩子考进班级前十名，这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承诺，尤其对于一个只有11岁、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来说，为了守住这方寸之地的“免费”屋檐，俞敏洪和妻子可以说是把家当成了第二战场。   那个只有几平米的小屋，既是他们落脚的窝，也成了这孩子最早的“补习班”交易既然达成，交付就得硬核，面对算术总出错、单词背不下的“差生”小张，俞敏洪拿出了后来那一套死磕的精神。   每天傍晚，原本是该放松的时候，却成了他雷打不动的教学时段，他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从最基础的加减法逻辑讲起，既然一遍不懂就拆解成十遍，英语单词记不住，就创造场景边学边练。   头一个月的日子其实最难熬，效果还没出来，房东看着每天进进出出的“老师”眼神里多少带着点将信将疑，但俞敏洪很沉得住气，他知道信任建立在战绩之上，这种日复一日的耐心灌溉终于在第二个月结了果。   当那个数学卷子第一次拿回满分时，房东老张眼里的疑虑彻底消散了，随着期末考试孩子真的一脚跨进了全班前十的门槛，这就不再是一笔简单的房租生意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这家人和俞敏洪之间产生了一种超越金钱的情感连接。   后来俞敏洪准备搬离六郎庄去更靠近市区的地方时，这对朴实的农民夫妻甚至要腾出正房来挽留，哪怕不要辅导了也不想让他走，这种从陌生防备到依依不舍的转变，其实比那个班级排名更让俞敏洪触动。   这段隐入尘烟的“农民房教书史”其实就是后来那个庞大教育帝国的某种微缩预演，在六郎庄的这一年半，不仅让俞敏洪解决了睡觉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让他因“被迫”而彻底打通了思路。   原来人的潜力是需要推一把的，无论是那个需要在深夜被盯着复习的孩子，还是那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自己，许多人后来只看到2006年新东方上市的光鲜，津津乐道于那个留学教父的辉煌，却很难想象这万丈高楼的地基，竟然是那间透风的农舍里打下的。   正是因为有了当初把那个“捣蛋鬼”成绩硬生生拉上来的经历，1993年当他在一个简陋教室挂出“新东方”那块招牌时，心里才有了底气，他意识到教育这个东西，是可以当成一种救生圈的，既是扔给那些想出国却无门路的迷茫学生的，也是扔给当时一无所有的自己的。   回看这一路，那次“房租换辅导”的交易实在太关键了，它就像一个杠杆，支点是勇气，另一端翘起的是整个人生的变局，那时候的俞敏洪没有什么“北大老师”的架子，有的只是一种极为落地的求生本能。   他不是所谓的天才，读书时靠死记硬背考了三次高考，工作了靠耐心磨出教学口碑，无论是在六郎庄给房东儿子纠正错题，还是后来满世界跑招生、在这个行业里制定规则，本质上他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在绝望的封闭系统中，主动去寻找那个可以与外界交换价值的窗口。   哪怕是几十年后，人们在谈论成功学时，依然会发现这个故事有着粗糙却真实的质感，与其说这是教育改变命运，不如说是“不怂”改变了命运，如果当时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他选择的是封闭自己，而不是主动敲开那个陌生房东的大门，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信息来源：央视网（官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