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在北京讲坛上说了句大实话。他本来是被请来给咱们讲“现代文官制度”的，结果开场就挺尴尬：“我看西方教科书里都写着呢，这套制度的老祖宗，其实是中国。”
这话不假。英美当年的公务员考试，确实是抄了中国科举的作业。但最有意思的事实发生了：咱们早在1905年就把僵化的科举彻底废了，美国人却把这套东西捧回去，一直用到现在，还玩出了大问题。
什么问题？只学了面子，没学到里子。
看个数据就明白了。在美国联邦政府体系里，过去几十年，国会每出台1个法案，底下的官僚机构就能配套搞出20条规章。这说明啥？说明真正具体管事的，往往不是台面上那些民选代表，而是庞大的、终身制的文职官僚队伍。
这就是最大的反差。
想当年明清时候，科举虽然后期有毛病，但好歹还能保证进士里有六成是平民子弟，那是真能让底层往上走的。可现在的美国文官体系，几百万人拿着“铁饭碗”，几乎没法解雇。哪怕总统换了，政策变了，这帮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甚至能靠层层流程把上面的命令架空。
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积重难返”。
这些年美国也想改，想搞问责制，想提效率，结果根本推不动。为啥？利益早就固化了，谁动谁倒霉。
这事儿细想挺有意思。咱们几千年的东西，发现不灵了，该扔的时候那是真敢扔，绝不拖泥带水；反倒是那边，捡起个壳子当宝贝，结果把自己死死套牢了。
所谓的竞争优势，有时候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老古董，而在于你有没有勇气，把不合时宜的东西扔进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