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天，西宁街头扛着德制MP18冲锋枪（花机关）的士兵。他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部下，亦是以后杀害红军西路军的凶手。 青海那个穷地方，哪来的钱买这些洋货？ 这就得从马步芳的“经营之道”说起了。他在青海搞的是“无商不富，无工不强”那一套，当然，富的是他马家，强的是他的私兵。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了青海的皮毛、黄金生意，甚至不仅自己种鸦片，还强迫农民种，然后统一收购、统一贩卖。 到了1934年，马步芳不仅买，他还造。他在西宁周边建起了兵工厂，不仅能修枪，还能仿制。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红军西路军衣衫单薄、弹药匮乏地走进河西走廊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拿着土喷子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甚至在轻武器火力上完全压制红军的“马家军”。 要理解马步芳为什么这么疯狂地扩军，光看红军还不够，你还得看他的“家里人”。 西北虽然都姓马，但心可不齐。宁夏的马鸿逵，就是马步芳最头疼的对手。 这两人虽然都叫“马家军”，但路数完全不同。马鸿逵自诩是“将门儒将”，喜欢搞点文化包装，建学校、办诗会，标榜自己是“忠良之后”，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个兵痞出身、只知道杀人的马步芳。 在1934年这个节骨眼上，这两人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 马鸿逵在宁夏搞建设，马步芳就在青海搞扩军；马鸿逵向蒋介石表忠心，马步芳就给蒋介石送特产。两人互相拆台，都想当这“西北王”。 马步芳心里很清楚，在这片弱肉强食的土地上，秀才的笔杆子，永远干不过大兵的枪杆子。 所以，他对手下这帮士兵的投入，那是真舍得下本钱。马步芳把他的部队喂得饱饱的，给他们洗脑，用宗教和宗族关系把他们捆在自己的战车上。 对于这些士兵来说，马步芳就是他们的“天”，杀红军、杀对手，那是“圣战”，是保卫家乡。 时间拨到1936年底、1937年初，这把MP18冲锋枪，终于露出了它最狰狞的獠牙。 红军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多人，奉命西渡黄河。他们原本的计划是打通国际路线，去接收苏联援助的武器。结果，一脚踏进了马步芳精心编织的火力网。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最沉重的话题。 在高台，在倪家营子，如果你穿越回去，你会看到极其惨烈的一幕： 红军战士们拿着大刀、长矛，或者是只有几发子弹的老套筒步枪，在冰天雪地里发起决死冲锋。而对面马步芳的阵地上，就是这种MP18“花机关”，配合着捷克式轻机枪，构成了密不透风的火墙。 子弹像泼水一样扫过来。红军战士成片成片地倒下，很多人甚至没能冲到敌人面前拼刺刀。 这根本不是一场对等的战争，这是一场屠杀。 更让人心碎的，是战败后的遭遇。 马步芳的残忍，是出了名的。他下令“男的一律活埋或杀头，女的分给部下做妻妾或苦力”。 吴珍子，她是当年西路军女子独立团的排长。这个故事，我读一次，心就疼一次。 1936年的祁连山，零下三十度。吴珍子和她的战友们，为了掩护总部突围，愣是用刺刀挑起冻得硬邦邦的辫子，守着冰面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最后时刻，她滚下冰崖被俘。 你知道马步芳的骑兵是怎么对待这些女战士的吗？他们把五百多名女俘虏，像牲口一样拴在马尾巴后面，在雪地上活活拖行，拖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槽。 吴珍子后来逃了三次。第一次装死被野狗咬醒；第二次扮成藏民被识破差点活埋；第三次，她跳进刺骨的黄河，抱着牛皮囊漂了三天三夜。 等她爬上岸时，那个曾经英姿飒爽的女排长，已经变成了一个满头冰凌、人不人鬼不鬼的“乞丐”。 因为证件毁了，组织找不到了，为了活下去，她只能隐姓埋名，甚至一度被迫落草为寇，成了甘南一带的“义匪”。直到1949年解放军来了，她看见那个熟悉的“八一”臂章，才放声大哭，举起了那双满是伤痕的手。 这就是马步芳和他的士兵造下的孽。照片里那个拿着花机关、一脸冷漠的士兵，可能正是当年在高台城下，对着红军疯狂扫射的刽子手之一；也可能是那个骑着马，拖拽着女红军取乐的恶魔。 马步芳之所以对西路军下死手，除了蒋介石的命令，更核心的原因是地盘。 对于马家军阀来说，青海、甘肃不仅是国家的一部分，更是他们的“私产”。红军来了，就是要“共产”，就是要动他们的奶酪。 所以他不仅要打赢，还要“打绝”。他要用这种极端的残忍，震慑所有试图染指西北的人，无论是红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甚至是他的堂兄弟马鸿逵。 他成功了吗？ 短期看，他赢了。他踩着西路军将士的尸骨，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了他“青海王”的地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成了西北的一霸，连蒋介石都要让他三分。 1949年，当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这支部队里很多骨干就是当年西路军的幸存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马步芳的“花机关”不好使了。 兰州战役，解放军用绝对的炮火优势和钢铁意志，把马家军的主力彻底粉碎。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马步芳，最后只能带着搜刮来的黄金美玉，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往国外，至死都没敢再回青海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