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总统外交政策首席顾问阿斯塔·斯凯斯吉里特最近在当地电台的访谈中，明确表示立陶宛不会接受中方提出的涉及台湾地区在维尔纽斯代表处的条件。这件事在外媒上被报道得挺多，立陶宛这边态度很硬，称只要中方坚持这个前提，两国关系就难有大进展。 事情的根子得从 2021 年说起，那一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允许台湾地区以 “台湾” 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这在欧洲国家中是首例，彻底打破了以往相关机构使用 “台北” 命名的惯例，直接触碰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 要知道，1991 年 9 月 14 日中立正式建交时，立陶宛就已经作出过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郑重承诺，而一个中国原则也是中国同所有国家交往的政治基础，这一点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中都有明确依据，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中方对此作出的强烈反应完全是正当且必要的，随即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将双边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 立陶宛方面却始终辩解，称这个代表处只是经贸文化机构，不涉及外交承认，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名称问题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 这种错误行径直接破坏了中立双边合作的政治基础，导致两国贸易往来急剧降温，2021 年 11 月，立陶宛对华出口额直接暴跌 91.4%，整个 2021 年底的出口总额跌了八成以上，大量企业失去了中国这个重要市场。 当时立陶宛或许心存侥幸，觉得有欧盟和美国作为后盾，能扛住这些后果，可事实证明，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2024 年，立陶宛举行选举，此前推行强硬对华政策的祖国联盟退位，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频频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甚至在施政纲领中删除了前任政府具有对抗色彩的措辞，希望中方率先恢复在维尔纽斯的大使馆运作及领事服务，作为交换，愿意接受中方对派驻人员级别或形式作出灵活安排。 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始终回避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核心症结，也就是台湾代表处的名称问题，试图把政治原则问题和外交关系的技术性恢复割裂开来，幻想中方会在核心立场上让步，这种回避本质问题的提议，自然无法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 2025 年 12 月，立陶宛总统外交政策首席顾问阿斯塔・斯凯斯吉里特在当地电台访谈中直言，中立关系谈判没有看到明显突破，原因就是中方提出的具体要求，立陶宛目前无法履行。 更让立陶宛失望的是，当初他们高调站队西方阵营，推行 “价值观外交”，还寄希望于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支持能弥补损失。 台湾当局曾抛出 25 亿欧元的投资承诺，还许诺 10 亿美元信贷帮助企业转移市场，美国也签署了 6 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协议。 可四年过去，这些承诺大多成了空头支票，台湾方面的 25 亿欧元投资仅到位 1000 万欧元的技术基金，10 亿美元信贷的执行也十分零散，实际放贷远没到承诺数额，所谓的半导体合作更是停滞不前，五年建五家芯片厂的目标成了空谈。 美国的 6 亿美元信贷也难以落地，因为立陶宛产品在美国市场缺乏竞争力，既不符合当地标准，又面临激烈竞争，根本打不开销路。 外部支持落空的同时，曾经高调 “力挺” 立陶宛的欧盟也悄悄改变了态度。2022 年 1 月，欧盟委员会曾替立陶宛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指控中国实施 “歧视性贸易措施”，当时信誓旦旦宣称掌握了充分证据。 可到了 2024 年 1 月，欧盟就以 “技术原因” 暂停了诉讼，按照世贸组织规则，2025 年 1 月 24 日前不恢复案件就会自动失效。 2025 年 12 月，欧盟更是正式撤回了这场诉讼，理由是 “争端的核心目标已经达成，相关的贸易已经恢复”。 这背后其实是欧盟内部的严重分歧，德国、瑞典等务实派国家担心败诉会削弱欧盟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公信力，欧委会的律师也早在 2024 年就建议撤诉，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中方国家层面实施 “歧视性措施” 的直接证据。 欧盟的中途退场，让立陶宛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事实上，中方从未实施过所谓的 “经济胁迫”，中国一贯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从不歧视任何国家和企业。 只是立陶宛前政府的错误涉台言行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中国企业自发调整经营活动，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 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愿意同立陶宛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但前提是必须尊重和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找到破解当前困境的根本办法。 而立陶宛新政府一方面想恢复对华正常关系，享受双边合作的红利，另一方面又不愿在核心问题上作出正确选择，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正是导致两国关系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