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除夕,18岁的池煜华和15岁的小丈夫圆了房,新婚才3天,丈夫就离家去打仗,妻子承诺会他回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 70年。 赣南山区的夜晚,那盏直到1980年才挂起来的15瓦小灯泡,发出昏黄的光,不知道多少次照亮过一面已经被磨得锃亮的小铜镜。 镜子的主人叫池煜华,她总是习惯对着这面镜子,梳理她那头从青丝慢慢熬成白雪的头发,这面镜子上刻着“莲花”两个字,是她那只有15岁的小丈夫李才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1929年,他俩刚结婚才三天,丈夫就要奔赴前线去打仗了,那个还没长成大人的少年,甚至都不怎么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临走的时候就把刻着他名字里“莲”字的镜子硬塞到比他大三岁的媳妇手里,留下一句话让她“见镜如见人”。 谁也没想到,这个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隆重的道别,竟然给这个名叫池煜华的女人,画地为牢整整72年。 后来很多人只记得她是烈士的遗孀,是那个苦苦等待的“守望者”,却往往忽略了李才莲当年把她留在家乡,并不只是为了让她守空房。 这个才15岁就能扛起苏区重任的少年,不仅给了媳妇一个承诺,更给了她一个独立的灵魂,在丈夫的影响下,本来是李家童养媳的池煜华走出了灶台,她当过中共杨殷县委的巡视员,还做过区里的妇女部长。 那个家里其实有两个“战场”,李才莲在铜钵山带着战士们搞坚壁清野、跟敌人兜圈子,池煜华就在大后方发动妇女做军鞋、搞生产。 因为纳鞋底的时候太用力,针尖经常断在布里,她常常得用牙齿把断针咬出来,后来那满墙贴着的19张奖状,从“土改积极分子”到“三八红旗手”,都是她这辈子没有给丈夫“拖后腿”的铁证。 她可不是那种只会哭哭啼啼的封建附属品,而是一个能跟丈夫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 但这并没有减少命运对这对年轻夫妻的残忍。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两人其实是有过重逢机会的,第四次反“围剿”以后,池煜华曾经步行几百里跑到宁都见过丈夫一面,李富春和蔡畅甚至都把调令给开好了,想让她随军。 可偏偏造化弄人,回兴国办手续的时候,一场瘟疫把她给绊倒在床上,那张调令最后成了废纸。 红军长征前,李才莲曾写信约她在县城见面,嘱咐说“一周以后白军来了就别来了”,可信件辗转送到她手里的时候,期限早就过了。 这封没能赴约的信,后来被池煜华像护身符一样藏了一辈子,她不知道的是,那个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的丈夫,在1935年5月的铜钵山突围战中,没有倒在敌人的正面冲锋下,却是被身后的警卫班副班长打出的黑枪给夺去了性命,那一年,李才莲才22岁。 但并没有人忍心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告诉她。 之后的几十年里,寻找和等待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她曾经一边乞讨一边走遍赣南的大山,遇到的红军战士看着她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谁都不忍心把真相说破,只是编了个善意的谎言:“李书记突围出去了,追大部队去了。” 就因为这一句话,让她即使在1950年土改登记人口的时候,依然固执地在表格上报了“两口人”,并且斩钉截铁地告诉干部:“我男人忙,回不来。” 她把李才莲当年留下的旧军装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底下,闲下来的时候就对着那件衣服比划袖口,甚至会想如果丈夫还在,个子是不是长高了,袖子会不会短了,那个活在她记忆里的少年,在她心里一直生长着,从来没有老去。 真相其实来得并不算晚,1983年民政部就把李才莲的烈士证送到了家里,上面明确记载了牺牲时间,但池煜华似乎在那一刻选择性地“失明”了,她依旧每天坐在老门槛上,望着山外那条路,或许对她来说,那不仅仅是一张证书,更是一张要把她几十年的信念彻底击碎的判决书。 直到千禧年的那个冬天,她在旁人的搀扶下去了兴国县烈士陵园,当那块冰冷的石碑赫然出现在眼前,上面用刀刻着“1935年2月下旬...被叛徒所害...年方21岁”的字样时,这位老人积攒了一辈子的希望终于在那一刻彻底坍塌了。 她颤抖着手抚摸着那个名字,那一刻,所有的自欺欺人都失去了力气,那个关于“只有风大,线放远了”的风筝比喻,终究还是断了线。 2005年,95岁的池煜华在李家的老屋里闭上了眼睛,按照她的遗愿,那面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的小铜镜,连同那件她缝补了无数次的旧军装,被细细密密地缝在了一起,放进了棺木。 人们说,这是迟到了72年的团圆,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永远停留在22岁的年轻战士,或许终于等到了他那位满头白发、手握铜镜的新娘。 信源:中青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