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侦查部长欧阳毅回延安途中靠写字混口饭吃。这天，一敌兵猛地夺下他的笔：“跟我走吧，我们团长请你去赴宴！”欧阳毅心中一惊：“鸿门宴？” 欧阳毅攥紧了藏在衣襟里的半截铅笔，那是他从西路军溃散时带出来的唯一念想。身上的灰布军装早已磨得露了棉絮，脸和手冻得开裂，渗着血丝——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他一路乔装，靠在路边摆摊写对联、抄书信换粗粮，走了三个多月才摸到陕甘宁边界。 这一路，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从未断过，他不敢暴露身份，连名字都换了三个，怎么会突然被敌兵盯上？ 敌兵看出他的犹豫，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黄牙：“别怕，我们团长不是要抓你，是真觉得你字写得好。”说着递过来一块干硬的麦饼，“先垫垫肚子，跟我走就是。”欧阳毅盯着麦饼咽了口唾沫，三天来他只喝了两碗稀粥，肚子早空了。 可他更清楚，这兵嘴里的“团长”，大概率是当地保安团的人，手里都沾着红军的血，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 跟着敌兵走了二里地，到了一处土坯院子，门口架着两挺机枪，几个士兵挎着步枪来回走动。欧阳毅的心沉到了底，悄悄摸了摸腰间——那里藏着一把磨得锋利的匕首，是他准备实在不行就拼了的。 进了堂屋，一个穿着国军少校制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桌边喝茶，看到他进来，放下茶杯站起身：“先生果然气度不凡，我叫李振国，是这儿的保安团团长。” 李振国的目光落在欧阳毅冻裂的手上，又扫过他身上破旧的军装，眼神里没有敌意，反倒有几分复杂。“昨天路过街口，见你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笔力遒劲，不像普通的教书先生。”李振国给她倒了碗热水，“我看你像是有故事的人，所以让人请你过来，想请教几句。 ”欧阳毅端着碗的手微微发颤，热水的温度透过粗瓷碗传过来，暖得他鼻子发酸，却依旧没敢放松警惕：“团长抬举了，我就是个落魄书生，只会写几个字混口饭吃。” 李振国没追问身份，反倒叹了口气：“先生不用瞒我，这年月，敢写‘还我河山’的，心里都装着家国。 我李振国虽是保安团团长，却也知道日本人占了东北，占了华北，再这么下去，咱们中国人就没活路了。”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我手下的兵，大多是本地人，家里都有父母妻儿，谁愿意天天跟自己人打仗？可上峰有令，我们也没办法。” 欧阳毅心里的石头松动了些。他看出来，李振国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顽固派，眉宇间藏着几分无奈。这一年多来，他亲眼见了太多流离失所的百姓，也遇过几个对红军没有恶意的国军士兵，只是局势如此，没人敢明着反抗。“团长既然明白家国大义，为何还要帮着国民党打红军？”欧阳毅壮着胆子问。 李振国沉默了半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士兵，眉眼和他有几分相似。“这是我弟弟，去年在淞沪会战中牺牲了。”他声音沙哑，“他是中央军的兵，死的时候才十九岁，连尸骨都没运回来。 ”李振国把照片收好，“我恨日本人，可上面让我们‘攘外必先安内’，我一个小小的团长，能怎么办？昨天看到你写的字，我就想，或许你也是个想打鬼子的人。” 那天的“宴会”其实很简单，一碟咸菜，一盘炒土豆，还有一碗小米饭。李振国没再追问欧阳毅的身份，只是拉着他聊战局，聊百姓的苦难。 欧阳毅也慢慢放下戒备，跟他讲了西路军的艰难，讲了延安的抗日主张，讲了红军愿意和任何抗日力量合作的诚意。李振国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头，最后重重地拍了拍桌子：“先生说得对，再打内战，就是亡国灭种！” 临走时，李振国塞给欧阳毅二十块银元，还有一身干净的便服和一张通行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了庆阳地界，就安全了。 ”他握着欧阳毅的手，“我知道你要去延安，替我带句话，李振国虽然身在保安团，但心里向着抗日，以后有机会，一定为国家出份力。”欧阳毅接过东西，眼圈红了——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他见多了背叛和杀戮，没想到会在敌营里遇到这样一位有良知的团长。 后来欧阳毅顺利回到延安，向组织汇报了这段经历。再后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抗日，李振国果然带着保安团的大部分士兵投奔了八路军，在晋西北战场上屡立战功。而欧阳毅始终记得1937年那个寒冬，那顿看似凶险的“鸿门宴”，其实是两颗爱国心的相遇。 乱世之中，立场或许有别，但家国大义不分你我。欧阳毅靠写字谋生，却用笔墨间的风骨打动了敌人，也见证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坚守。那些在黑暗中彼此温暖、彼此支撑的瞬间，正是我们民族在危难中能够屹立不倒的底气。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