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乘车外出，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走到半路上，后排的警卫员摸出手枪，朝着前排开了一枪。当即，警卫员被控制起来，许司令却求情说：“警卫员不是故意的。” 许世友这辈子，膝盖骨那是相当硬。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剿，他没跪过；面对张春桥那些人的阴阳怪气，他敢拍桌子骂娘，也没服过软。但这一生，他跪过一个人，而且跪得惊天动地，跪得让人心碎。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母亲。 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把母亲接到部队住。老太太一辈子在山沟沟里，哪见过这阵仗？当许世友看到母亲那满头稀疏的白发，那被生活压弯了的脊背，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竟然当着所有部下的面，“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母亲拉他说：“你是个大将军，当着这么多人跪我这个老太婆，这不合适。” 许世友怎么说的？这句话我建议大家都要记一记，他说：“我当再大的官，还是娘的儿，就让我多跪一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 后来母亲不习惯城里生活，非要回大别山老家。许世友虽然不舍得，但也依了老人。为了尽孝，他甚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劝说已经在部队当了军官的大儿子许光转业，回老家替自己伺候奶奶。 母亲去世的时候，许世友因为军务在身，没能回去送终。那天，他朝着家乡的方向，在地上长跪不起。后来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遗言：“活着尽忠，死后尽孝。” 他死后没有进八宝山，而是土葬在了母亲的坟脚下，就为了能永远守着娘。 咱们现在的人，有时候承诺太廉价，转头就忘。但许世友的承诺，那是用金子都换不来的。 这事儿得回溯到1948年的济南战役。那是场硬仗，许世友那是立了军令状的。战斗最惨烈的时候，一名敢死队员在攻城时身负重伤，眼看就不行了。临死前，他嘴里一直喊着“许司令”。 许世友冒着炮火赶到医院，那个战士用最后一口气说：“我上海家中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话没说完，人就走了。 就这么半截话，也没个具体的地址，也没个详细的名字。但许世友把这事儿刻在心上了。 上海一解放，他立马派人去找。没线索？查！找不到？继续找！这一找就是好几年。哪怕是后来工作调动，哪怕是事情过去了十来年，他心里始终压着这块石头。 1959年，距离那位战士牺牲已经过去了11年。许世友再次见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开口还是那句话：“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烈士的遗孤。当许世友听到消息的那一刻，高兴得像个孩子，又是送糖果又是送文具。 您琢磨琢磨，一个大军区司令，每天多少军国大事要处理？为了一个普通士兵临终前的半句嘱托，他惦记了整整11年。这就是许世友的“义”。在他眼里，士兵的命不是数字，那是沉甸甸的托付。 许世友对部下宽容，对烈士遗孤上心，但对自己的亲戚，那简直是“六亲不认”。 1968年，许世友的侄孙许道焰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了。年轻人嘛，总想往外跑，觉得自家三爷爷是大军区司令，安排个工作那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他跑到南京找许世友，开口就想去化肥厂当工人。 这要求高吗？在当时看来，也就是个普通工人的名额。凭许世友的地位，写个条子，甚至打个电话，下面的人肯定屁颠屁颠地给办了。 但许世友的脸立马就沉下来了。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侄孙透心凉的话：“道焰，你爷我，管不了这个事情。” 侄孙不服气啊，说你那么大官，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许世友接下来这番话，值得咱们现在的很多干部反复背诵。他说：“我不是许家的将军，我是人民的将军，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乱用。” 他还说，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种田不也很光荣吗？ 最后，这个侄孙硬是被他劝回了农村，扎扎实实当了一辈子农民，后来当了村支书，口碑好得很。 还有他的夫人田普，家里亲侄女想当兵。那会儿当兵多热啊，大家都想走后门。许世友把门关得死死的：身体好、政审合格才能去，不符合条件的，天王老子来说情也没用。 结果，一个符合条件的去了，另一个不符合的，只能乖乖回老家。 在许世友这里，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中间那道墙，是铜墙铁壁，谁也别想钻空子。 晚年的许世友，住在南京的中山陵8号。那是啥地方？以前是国民党的高级别墅。结果许世友一住进去，好家伙，直接给改造成了“8号生产队”。 他把花园里的名贵花草都铲了，干啥？种地瓜、种大豆、种蔬菜！他还养了一群鸡鸭鹅，还在池塘里养鱼。他自己戏称是“8号生产队队长”。儿子大老远从老家来看他，走的时候，他送的礼物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麻袋自己种的地瓜。 他说：“田没种够，仗没打够，书没读够。” 这就是许世友，哪怕位高权重，他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农民的质朴和本色。他不忘本，不忘根，哪怕住着洋房，心里装的还是土地和庄稼。